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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年间的长春抗“疫”

时间:2020-04-30 11:08:58  来源:长春日报  作者:

 □ 孙彦平

 

沿铁路传来的疫情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冬,在我国东北,一场鼠疫沿着中东铁路(今哈大铁路长春以北段)向南席卷而来,造成东北至少五六万人死亡,经济损失无法估算。鼠疫,时称“百斯笃”或“黑死病”。当时的长春,因地处中东、南满(今哈大铁路长春以南段)两条铁路连接点上,不可避免地成为仅次于哈尔滨的重疫区。综合当时各种统计资料看,包括长春本籍、客居和行旅于长春的疫死者,达8000余人,其中长春本籍人占6000人左右;防疫所耗的官款白银26万余两,间接的付出及商家、民间的损失则更多。

追根溯源,这场鼠疫的源头是在俄国境内。这年秋天,在俄国远东地区为俄国人猎捕旱獭的华工染上鼠疫,俄国人为避免疫情在本国蔓延,便将与疫死者有接触的华工专车送回中国。于是,疫情首先在这些华工落脚的中东铁路口岸满洲里蔓延,然后沿铁路向东流行,在哈尔滨华工聚居的傅家甸出现并暴发。

疫情暴发后,清政府马上指派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华侨医生、医学博士伍连德为总医官,奔赴哈尔滨,负责当地暨东北的防疫工作。

当松花江以北、中东铁路干线成为疫区后,把持铁路的俄国人便开始把散在北满疫区的中国“苦工”(指出门在外靠出卖劳力为生的流动人口)免费南运,运到铁路南端终点站——宽城子(长春)车站,然后遣散。后来,铁路当局还限制华人乘车北上和东行,更不许进入俄境。长春由此聚集了大量从中东铁路沿线过来的“苦工”和客商。

长春当时是东北中部的商业中心,日俄两国在这里都有铁路附属地,疫情对他们的影响也非常大,因此两国在长春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俄国人十月末即在宽城子车站设检疫所和隔离病院,对华人行旅进行检疫和隔离。日本满铁曾派出医学专家去哈尔滨考察,回来后提出“在长春亟宜设法预防”的建议。

尽管如此,当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宽城子车站还是出现了首例华工染疫的情况。第二天,满铁长春站马上“一律禁阻苦工乘载”,关闭了北来“苦工”经长春南下的大门,然后陆续在附属地内设立防疫所和隔离所,对进入附属地的人车和上车的客货进行检验,发现有症状者即送入隔离所观察。

中国各地有关防疫的一般性工作在历史上都曾有过,如成立牛痘局等。这次,当北满发生鼠疫后,驻长春的吉林西南路兵备道和长春府两级官员很快便了解了情况,因为他们手里有官报和其他报纸。当时《盛京时报》天天都有报道,长春政界、警界、学界、医界、商界经常读报的人都知道此事。而“细民”,特别是“苦工”则不知道,鼠疫正顺着铁路向他们逼近。

李澍恩领导的长春防疫

面对疫情,清政府虽然已经派出伍连德赴哈尔滨开展防疫,但对全面的疫情预防和救治并无统一部署,更未科学施策,除了捉襟见肘地一笔笔拨款外,上至清政府民政部,下至东三省总督和各省巡抚,下达的札谕都无外乎是强调卫生和抚恤,原则性的居多。倒是东三省有疫情的府厅州县等地方政府相互借鉴,特别是学习日俄两国铁路附属地的防疫举措,渐有成效。

在哈尔滨疫情暴发、许多“苦工”滞留长春,无法南下或北归时,长春道府两级政府便开始行动了。首先是长春知府何厚琦奉吉林西南路道之命,于十一月初成立了长春防疫会,提早预防。防疫会初由何厚琦领导,后在疫情严重时改为以西南路道道员李澍恩为总办、何厚琦为会办的道府一体、两级领导的体制。防疫会下设病院,准备救治发现的染疫病人。

沿铁路南下的疫情来得相当快,十二月初二长春城内福增兴商号店员由哈尔滨染疫回长,翌日晚间死亡,长春由此出现了第一个疫死病例。此后十来天里,城内和商埠每天死亡四五六人不等,越来越多。整个十二月上旬,“染疫者已达六十余名之多,就中三十余名业经身死”。这些疫死者都是从北边来长的“苦工”、客商,或是从北边返回者。

当时在长春滞留的“苦工”和客商已达3000多人,成为“旅居贫民”。他们挤住在长春商埠和城内的客栈以及小伙房内,十几人、二十几人睡在一铺大炕上,互相感染,促使疫情急速暴发。终于,从十二月初十开始的两三天里,一直未离开长春的“土著商铺柜伙之染疫者已有十名”,也有疫死者。这说明疫病此时已在本地流行。

不仅在长春城内外,在日俄铁路附属地内也出现了疫死者。长春的疫情在十二月上旬集中暴发,报上惊呼:“现在本郡百斯笃疫尤极猖獗,大有防不胜防之势。”

面对疫情,长春防疫会马上采取措施,一方面宣布8条禁令,禁止贩卖驴马肉等,要求学堂马上放假,妓馆、茶园等人员密集场所马上关门;另一方面则急速添聘医生,将医院扩大,设养病所、防疫所(亦称检疫所)、收留所(即疑似病院,也称隔离所)等,检查、收治、收容病人。防疫所下设检疫队,每日与巡警一同“挨户详查,凡染有是疾者立即送医院施治”。

尽管防疫会在积极行动,但由于没有科学的认知,更没有有效的治疗药品和防护手段,只靠焚烧疫死者房屋和用硫磺熏屋、用生石灰撒院的办法来灭菌,难以阻止疫情的蔓延。进入腊月中旬,疫情愈发猛烈,至十二月十七日午前,仅经防疫所直接验明的疫死者就达137人。同一天,头道沟附属地内隔离所又有43名华人发病,次日早上死亡13人。至此,长春有统计的疫死者至少为150人。十二月二十日,报称“迄今统计毙命者约达五百余人,其惨形殆与哈埠傅家甸相同”。进入十二月下旬,报称长春的疫死者竟达900余人。

此时,疫病已流传到驻长春的北洋三镇兵营,仅十天内就有疫死士兵50多名,南关至南岭兵营一带也成了疫情集中区。

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李澍恩于十二月十八日果断地将防疫会改为防疫总局,并增设机构,统筹各方开展全面防疫。

此时的疫情早已传播到奉天(今沈阳),并越过山海关直逼京津,成为清政府和东三省总督最重视的事,他们通过外务部聘来一些英日专家参与,一些科学的防治方法见诸报端,并在哈尔滨、奉天等城市实施,收到效果。李澍恩借鉴其有效方法,采取强力隔离、封城和消杀等措施,至年底有效地缓解了疫情。具体做法主要有:

一、坚持对城乡居民,特别是对城厢居民进行挨家入户检查,发现染疫者即刻送院治疗或隔离。

二、在城南的十里堡租借客栈3处、民房数百间,设一大隔离场,将长春大北门、马号门一带及商埠各处所有小店、伙房一律查封,将滞留在这里的3000多名旅居贫民移出,进行收容隔离。

三、将城厢卫生条件不好且居住密集的本地“细民”,安排到当时疫情较轻的乡村去,“优给煤火、饮食,实行隔离”。

四、在前期关闭了所有小店、伙房、戏园、妓馆、烟馆等场所之后,又命令中等以下城内商户暂停营业,并关闭各城门,不准随意出入。

五、连续焚烧了一些疫死者的住房,以及极其污秽的闲房。

在当时没有有效药物治疗和防护办法的情况下,及时发现病人并将其隔离,同时封闭交通的措施比较得当。但是,当时的一些民众并不配合,隔离所中常有病人逃跑,难以做到彻底的隔离。特别是向十里堡移民和关闭中小商号这两项措施,遭到了更大的抵制。不仅那3000多名旅居贫民不满,城内居民也因为当时即将过年,对断绝交通和关闭店铺难以接受,因此群起反对。此时,因为坚持城内自主防疫、与李澍恩有矛盾的何厚琦和因营业税问题同样与李澍恩有矛盾的长春商会,都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向其发难,致使吉林巡抚陈昭常左右为难。为缓和矛盾和顺应舆情,陈昭常只好请求东三省总督锡良将“李澍恩暂销试署,留办防疫”,然后调奉天知府孟宪彝来长,“暂行署理”西南路兵备道。

尽管李澍恩隔离病人、关闭店铺、遮断交通等措施均遭到反对,但从后来疫情的走势来看,其成效是巨大的。从腊月中旬单日疫毙最高达一百余人,到腊月下旬每日二十几人、十几人、几人依次下降,直至孟宪彝接任后的正月初一、初二两日为零。

孟宪彝领导的长春防疫

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初一日,孟宪彝接任了西南路道的职务,也接过了长春防疫的职责。

孟宪彝,直隶庆云人,曾历任长春、双城等府知府,深谙为官之道。他知道此次撤换李澍恩的原因,所以当他来到长春后,看到疫死者一天天减少,自己接手时已基本归零,便以为疫情已被控制住了。再加上正逢过年,为了顺应民意,他便于正月初二日下午,把十里堡被隔离的3000多名旅居贫民一律释放,对于关闭的戏院和妓馆给予补贴,有的还允许营业,交通也不太控制了,“细民”都回家了,瞬间赢得了城中商民的称颂。

但是,孟宪彝的这一举动让整个长春的防疫形势陡然逆转。那3000多名被隔离的旅居贫民本就居无定所,被放出后只能在城乡间流动,增大了疫病传播的几率。更有甚者,其中1200多名客商急欲离长,竟闯进了满铁长春站,“要求南满铁路驿长开车”,还惹起了交涉。

一系列管控措施的放松,致使刚刚缓和下来的长春疫情急剧恶化。防疫所报告,城内和商埠从初三至初九,每日疫死者从三十几名上升至九十来名不等。

孟宪彝的做法引起驻长日俄领事的强烈不满,他们向吉林巡抚交涉:“孟道到任后,办理防疫并不合法,且将隔离所之人一概释放,致使疫症传染几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盛京时报》也刊发了一篇名为“西路道更动之由来”的文章,指责孟宪彝:长春“疫势较前遽盛,死尸无算,盖孟道之政策悉反前道之所为……至于防疫之事,几不重视之。”此时,长春居民看到疫情严峻,也开始反对孟宪彝,主要反对撤销大隔离场。

面对反弹的疫情、日俄方面的不满,以及本城居民的反对,孟宪彝自正月初十起,在长春城东稗子沟租房,把旅居贫民中仍留在长春的(很多人已离长)都驱赶到那里,重新隔离。同时“仿照日俄办法”,在城内外新设隔离病院、隔离所等。但是,这已无法阻挡疫情的极速蔓延,鼠疫像一头缓过气来的魔鬼在长春猖狂起来,至元宵节前后达到了最高峰,“宽城子疫死者日以百计”。这时报载,自疫情暴发以来,疫死者城内总计已有1111人,城乡总计不下2500名。

整个正月及二月上旬,长春每天都有疫死者。城里疫情肆虐,长春周边原本少有疫情的村屯也深受其害。报载,长春附近村屯在腊月间共疫死50多人,远处虽无统计但应很少。进入正月,仅初九这一天,长春周围村屯就有疫死者58人之多,至中旬总计疫毙至少443人。而且,由于防疫知识缺乏、防疫措施跟不上,还发生全屯人疫死的情况。后来统计长春的疫死人数中,乡镇要占一多半。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孟宪彝此时才真正知道长春防疫之难。但为官多年,他还是有着相当的能力。为迅速控制疫情,他与长春府两级连动,与日俄两国附属地密切合作,健全防疫机构,严格控制城内外交通,督促巡查疫病感染者,火葬疫尸,示谕商民不要听信谣言、管好猪狗家畜,要求学堂延期开学、马车洋车定时到警局消毒等等,终于在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控制住了疫情,取得了长春防疫的最终胜利。

在孟宪彝采取的所有防疫措施中,隔离、遮断交通和火葬三项,难度最大。

孟宪彝接手长春防疫时,长春防疫总局下设医院2处(1处医治疫病医院、1处疑似疫病医院)、检疫所和卫生掩埋队各1个,以及十里堡大隔离场1处。孟宪彝接手后,增加了办事机构和办事人员。在经过短短几天将所有隔离措施取消后,又下令在城内外建立新的隔离场所。至防疫结束时,他在长春城乡续办的和增设的防疫分局达13处、疫症院2处、疑似病院1处,还有隔离所、留验所、卫生清道巡捕队、检疫稽查处、遮断交通处等。

关于隔离,因为疫情爆发,需要隔离的人很多,孟宪彝在稗子沟重新隔离了旅居贫民后,又在城内外增设隔离所、留验所,隔离所最多时达7处、留验所最多时达4处。

在防疫后期,稗子沟隔离场已取消。但是,为了防止羁旅贫民因伙房、小店处于停闭状态而无处食宿,孟宪彝遵从督抚命令,要求长春府派人于长春近城的各镇村屯租赁房屋,设置几处贫民食宿所,收养无归贫民,直至疫情结束。

遮断交通,控制人流、物流,这是李澍恩从一开始就实行的有效措施,但被孟宪彝一时不智予以废除。在疫情反扑、人心恐慌的情况下,加上日俄等国向中方提出交涉,孟宪彝马上改正,重新实行这一措施:从正月十八起禁止城内外出入,凡往来行人、车辆,没有防疫局批准票据一概不准通行,有力地防止了城内疫情加重以及向农村传播。因为涉及满铁长春附属地,孟宪彝随即又与其联合制订了《隔断交通之章程》,严格执行。

火葬疫尸是伍连德首先在哈尔滨实行的,然后推广到各地。孟宪彝在接到相关指令后,立即贴出通告,晓谕百姓要实行火葬。长春从正月初十至十五之间开始焚化疫尸。为了迅速集中地处理疫尸,避免分散火葬的不卫生和观感的不适,孟宪彝决定将城西门外老虎沟一带辟为集中焚尸场。报称,从正月二十一起,所有疫死者“一律运至该场实行焚烧矣”。有学者考证,防疫期间长春共火化疫尸4643具。

在采取上述有力措施后,出了正月,长春城乡疫情趋缓,到了二月中下旬逐渐平息。并且天气转暖,气候已不利于鼠疫病毒的存活,防疫的种种管控措施开始逐渐解除。

首先放开的是商号和交通。二月中旬,经商会请求,在严格消毒的前提下,除戏园、妓馆外,粮客栈等陆续开业,经济活了起来。年前未及出售的粮豆纷纷上市,运粮进城的大车一日比一日多起来,“各粮商亦踊跃收买,日见兴旺,不类从前之冷落矣”。鉴于已有十几天无新发疫症病人,至三月初三,关闭商号和管制交通这两项措施便完全解除了。

其次是放了一冬天假的中小学自三月十五日开学,查封最严的戏园、妓馆也于三月十六日起开放,这标志着长春防疫基本结束。

第三,疫情彻底平息后,将隔离所、防疫分局、留验所等机构相继撤销,最后于三月三十日将防疫总局裁撤,长春的防疫工作正式结束,善后工作由道、府两署的有关机构接办。

历史应该铭记的人

长春防疫历时5个月,调动官役医生数百人,还有众多巡警、陆军参与,可谓齐心协力。在防疫过程中,各级官员顶着空前的压力统筹部署,医、警、军各界不避凶险,知难而进,都为这次防疫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相当大的牺牲。为官者不论,那些基层防疫人员的牺牲是最令人敬佩的。

在防疫院充差的长春医官朱立仁,在防疫工作开始不久(腊月间)在工作中染疫身亡。他的哥哥朱立槐在大佛寺防疫分所任医官,在痛失弟弟的悲伤中并没有畏惧,仍然恪尽职守,但不幸也在翌年春节之后染疫殉职,兄弟俩同为长春防疫牺牲了生命。当时有一个隔离所,共有医员及看护妇19名,在疫情最严重的正月中悉数染疫,其中18人先后殉职,隔离所不得不关闭。

自防疫开始,长春城乡巡警就被安排到防疫工作的各个环节,最危险的遮断交通、检疫、搜查疫尸、火烧疫房,以至集中火葬疫尸等工作,都是由警察直接担任或带领的,以至于不少警察染疫殉职。管辖长春城南部、与疫情最重的南关、南岭接近的城巡三区,也在疫情最为凶猛的正月间染疫殉职30余人,令全城百姓痛惜。南岭驻军在鼠疫流行前期受害最重,疫死军人达270多名。但在后期长春遮断交通遇到困难时,还派出部队把守城门和要道,使这一防疫措施得到严格落实。

正是这些医护、军警、道府两级官员们的出生入死,才换来了疫情的结束和长春的劫后新生。特别是那些以身殉职者,虽然多数未留下姓名,却是长春历史应该铭记的人。

长春的军警、医生不仅奋不顾身地投入长春的防疫工作,还无私地支援外地。在哈尔滨疫情正炽时,长春曾奉命调去200名巡警帮助防疫,有的巡警在当地殉职。长春兴亚药房的西医冯景三,受双城府之邀去帮助治疫,不仅在双城施展医术救人,事后简衣归长,寸酬不受,一时在长双两地传为佳话。

疫情结束之后,东三省总督、吉林巡抚联名上奏,为东三省扑灭疫病出力人员请奖,抚恤殉职献身的防疫人员。奖励生者的不论,所有殉职者都得到了相应的抚恤,其中得到抚恤最高的就是城西大佛寺防疫分所的医官朱立槐,“从优赐恤纹银两千两”。

(作者为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本文借鉴了长春历史专家杨洪友先生的研究成果,表示感谢)

本版组稿 毕春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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