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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诞生记

时间:2020-02-17 09:22:03  来源:长春日报  作者:

 □ 王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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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制片《普通一兵》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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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数)孙敖、向隽殊、陈汝斌、徐雁在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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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一兵》译制组(左数第一位站立者是袁乃晨,前排右数第二位是吴静,右数第四位站立者是张玉昆)。 本版图片由王霆钧提供

1948年,由长春迁到边陲小城兴山的东北电影制片厂(长影前身),在战争的废墟上进行着艰苦的创业。当时,袁牧之继舒群之后担任第二任厂长,他的夫人陈波儿担任厂党总支书记。此时的东影已经建厂3年,经改建重建,已粗具规模,袁牧之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七片生产”的计划,即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这一计划的实施给想在东影一展身手的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造就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其中,袁乃晨一人就占了多个“第一”: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的第一位解说者;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中营长的扮演者;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的编导。此后,他还制作了长影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在此之前,电影院里放映的外国片一般都是打上简单的字幕,而让银幕上的“外国人讲中国话”在当时还是新鲜事儿。袁牧之找到袁乃晨说:“东影现在一时还没有条件拍长故事片,电影院里放映的苏联原版片,打的字幕太少,观众看不大明白,我们要是给它配上音,做成翻版片(即译制片),观众看起来就容易明白了。”

行伍出身的袁乃晨二话没说,就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带上一封厂里的介绍信,坐车到了哈尔滨,直奔位于道里区的莫斯科电影院,找到了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总经理聂斯库伯。

西装革履的聂斯库伯当时40多岁,他打量着面前这个身着旧军装、光脚穿一双布鞋的年轻人,有些不相信他能做好苏联的翻版片。

聂斯库伯问:“你们能翻译得了吗?”袁乃晨肯定地回答:“能!”聂斯库伯表示,让东影做了给他们看看,如果满意,就把华语翻版片全都交给他们做,如果不满意,就交给其他国家或地区做。为了慎重起见,聂斯库伯要求签一个合同,袁乃晨答应了。

回到东影驻哈尔滨办事处,袁乃晨草拟了一份合同,然后急忙赶回兴山,向厂长袁牧之作了汇报。袁牧之看了合同后表示同意,还对袁乃晨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袁乃晨心里有底了,又急匆匆地赶往哈尔滨。此时他才想起合同还是草稿,忘记打印出来了。他找了几家“誊写社”,都是大门紧锁,一问才知道这天是星期天,休息。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开着门的,人家正在打扫卫生,经过一番请求,终于打出两份合同来。袁乃晨拿着带有墨香的合同,找到了聂斯库伯。

签字仪式在小会议室举行,颇为正式。苏方有总经理聂斯库伯、翻译和女秘书3个人,中方只有袁乃晨一个人,但他仍然自信满满地在合同上签了字。

袁乃晨回到厂里一个月后,苏联原版片的素材到了,是故事片《马特洛索夫》。袁牧之让孟广钧翻译台本,孟广钧是哈尔滨人,幼时在教会学校读书,和俄国孩子一起长大,有很好的俄文功底。他看了台本说,“第一次做翻版片,还是请一位名家翻译吧”,于是就找到了徐立群。一个月后,翻译本交上来了。袁乃晨看过之后又让孟广钧看,他们共同的感觉是翻译得很有文学味,可是对话不够贴近生活,没法配音。袁乃晨又请示了厂长,由孟广钧重新翻译。

台本重新翻译完了,可怎么让银幕上的苏联人讲中国话呢?厂里没搞过翻版片,没有经验,也没有人可供请教,只能摸索着干。

袁乃晨从厂里领了一块秒表,到放映室里看素材片。他先选了一段台词长的片段,背熟并记下这段台词的时间长短。接着找来孟广钧,让他把这一段的俄文台词背下来,然后两人面对面,他说汉语台词,孟广钧说俄文台词。袁乃晨掐着秒表,“预备——开始!”二人同时说两种语言的台词,结果袁乃晨说完了,孟广钧还有好几个单词没说完。同样一段台词,用俄文说和用中文说所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就没法配音。袁乃晨让孟广钧节奏快一点儿,自己稍微慢一点儿,这次两个人同时说完。对了几遍,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可是袁乃晨随即发现,时间虽然对上了,可是两个人都像在背书一样。演员在演戏时因规定情境不同,情感不同,说话的速度和音调也应该有所不同。原版片的台词是有感情色彩的,声调有高低,节奏有快慢,要把感情加进去,台词才有韵味。于是,袁乃晨就按照剧中人物所处的情境重新说了一遍这句台词,可是加进情感之后,台词又显得过多,得删去几个字才好。可是,既要删字又不能改变意思,于是反复尝试。孟广钧努力调动汉语词汇供他选择,很快又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接下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的词说俄语时是张嘴的,说汉语时却是闭嘴的,口型不对,这让人看起来也不舒服啊!这可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选择发音合适的词。为了一句话、一个词,孟广钧有时候得翻一两个小时的词典,甚至花一两天的工夫才能找到一个和口型相吻合的恰当的字或词。

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下一步是寻找适合做翻版片的配音演员。

当时东影有一个小型剧团,只有五六个人。袁乃晨觉得他们的音域不够宽,音质也不够厚重。刚好,来自延安的抗大文工团(到东北之后改称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的部分演员在齐齐哈尔外景地拍摄短故事片《回到自己队伍中来》。袁乃晨就去看他们拍戏,和他们聊天,听他们的声音。听了一天,他仍然不满意,男声没有表现出俄罗斯人发音的浑厚有力,女声也没有俄罗斯女人发音的清脆甜美。袁乃晨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文工团团长说有,但就不是演员了。袁乃晨说听听看,“只要声音好,管他是干什么的呢”!

恰好就在这群“非演员”中,袁乃晨发现了张玉昆和吴静,前者是放映员,后者是服装员,都没上过台,一听说让他们“演电影”就紧张得直推脱。袁乃晨坚持要用他俩,觉得他们的声音非常符合苏联影片人物的感觉,所以不但要让他们做配音演员,还要做主要配音演员。

为影片女主角玛莎配音的吴静,是一个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父系血统使她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而母亲的遗传基因则给了她欧洲人深陷的眼窝和挺翘的鼻梁。为男主角马特洛索夫配音的张玉昆,是黑龙江省通河县人。1943年,17岁的张玉昆在通河一家日本人开的电影院里当放映员。东北光复后,专门放映日本影片的电影院就关闭了。通河县民主政府成立后,张玉昆在政府当文书。不久后,他参加了三五九旅在通河办的松花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内也有一座电影院,他就又做起了放映员。后来,这所学校解散了,张玉昆就到了齐齐哈尔,参加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仍然当放映员。袁乃晨选中了张玉昆,可是张玉昆一开始说什么也不干。他生性腼腆,和陌生人说话都脸红,登台露面的事更是干不来。可是,袁乃晨坚持认为他的声音非常符合影片的需要,非让他干不可,并说:“你只要把台词记住就行,到时候怎么说,我一句一句地教你。”张玉昆这才答应下来。结果,他不光为马特洛索夫配音,还为片中的斯大林配了音,字幕中的“凯南”就是他。后来,张玉昆成为长影重要的配音演员,为《列宁在十月》《保卫察里津》《夏伯阳》《百万英镑》《罗马十一点》《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蝴蝶梦》《莉莉玛莲》等400多部影片配音,而且多是主角或重要角色。把害怕当演员的人训练成出色演员,这就是导演的本事。

两位主要配音演员选定了,次要演员很快就确定下来了。为了做好演员训练,袁乃晨一直跟着演员,利用工作间隙一句一句地教,让演员一句一句地对着他的脸练习,好像他就是画面一样。就这样,演员们很快就理解了影片中的人物角色。

转眼已经到了1949年春天,东影由兴山迁回长春原址,袁乃晨选定的配音演员也跟着来到长春。生活安定下来后,条件也相对好了一些。袁乃晨让演员反复看影片,仔细体会影片中人物的感情和语言。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正式的配音开始了。

为了让演员有一个连贯的情绪,袁乃晨先按照影片给演员重新排一遍戏,然后开始录音。录音师是来自延安电影团的张家克,还请来了日本籍职工高岛小二郎协助。

在录音过程中,袁乃晨发现声音的高低强弱难以控制。因为按照高岛小二郎的要求,话筒至少要离演员“一尺半”远。袁乃晨认为这样不行,录音必须符合艺术的要求。声音小了,麦克就应该近一些;声音高了,麦克就应该远一些。高岛小二郎却认为,话筒如果离得太近的话,演员的哈气有损录音设备。袁乃晨找来一根蜡头,放到自己嘴前,唱出“1―3―5——”的音阶,然后对高岛小二郎说:“你看见没有,发音有哈气吗?”高岛小二郎这才听从了导演的要求。

袁乃晨对演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但凡有一点儿不符合影片人物的情绪,他都要求重录,有时一句台词要反复录上多遍,弄得演员几近崩溃。袁乃晨说:“这不能含糊,如果我们做不好,苏联人不满意,我的任务完不成不说,整个中国的翻版片就都输掉了。”

片中有一个场景,是马特洛索夫高举着冲锋枪,冲向敌人的碉堡,高喊着:“乌拉!”“乌拉”在俄文中的意思是“万岁”,可如果按照这个来配音,一是口型不对,二是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袁乃晨对孟广钧说:“我经历过战争,战士们冲锋时喊的是‘冲啊’,为什么不可以把‘乌拉’译成‘冲啊’呢?”孟广钧一听有道理,口型也对,感情气氛都和原片一致,听着也顺耳。

袁乃晨说先试一遍。他喊了一声“开始”,配音演员便对着银幕高声喊道:“冲啊!”

“好,行了。”导演很满意。

张玉昆问:“导演,不是试一遍吗?实录了?”

袁乃晨得意地说:“不用试了,这遍就不错。你没有压力,口形气氛都对,情绪也饱满。”

录完了台词较多的重头戏,下一步怎么走,袁乃晨犹豫了。他当然可以一直这样进行下去,直到影片完成。可是万一效果不好,再返工重录,必然造成人力和时间的重大浪费。袁乃晨灵机一动,决定把录完的这一大段拿到电影院去放映,听听观众的反应。他来到电影院,在没观众的时候放一次,听听是什么效果,然后请来观众再放一次,他坐在观众中间听,看看坐满观众的时候又是什么效果。他坐在观众中间,当一段放完,他就问能不能听清楚,观众说清楚了,就算录完了,倘若说不清楚,他就回去重录。

演员出身的导演,还把影片中一段诗的配音留给了自己。那是一段旁白,是苏联战地诗人多玛道夫斯基的一首诗。

就这样,袁乃晨一鼓作气完成了影片的全部配音。厂里决定在小礼堂试映一场。听说要放第一部翻版片,厂里的职工们早早地来到小礼堂等候。礼堂里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大家都充满了期待。

影片放完,掌声大作,声若响雷,袁乃晨松了一口气。

可是,做苏联的翻版片光是厂里认可还不够,关键还要看苏联人的意见。当天下午,袁乃晨带着片子到了哈尔滨,在莫斯科电影院的二楼小放映厅放给聂斯库伯看。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结束,灯光复明,聂斯库伯高兴地握着袁乃晨的手说:“哈拉少!哈拉少!”

翻译告诉袁乃晨,聂斯库伯称赞他们翻译得很好,祝贺他们翻译成功。并表示,按合同规定,以后全部华语翻版片都交给他们制作。

1949年,东影把苏联这部著名影片译制成汉语对白片,考虑到用苏联士兵的名字做片名有些拗口,于是在发行放映的时候改成《普通一兵》。

当时全国刚解放,电影事业也刚起步,国产故事片产量低,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南方基本上还是英美影片的天下,东影的翻版片填补了故事片不足的放映空白。随着东影翻版片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南方的影院也开始放映东影的翻版片。

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译制片依然是影院的重要片种,不仅有经过演员配音的版本,还有在原版中打上字幕就进影院放映的。如今,外语的普及程度远非当时可比,一些年轻人甚至更喜欢看带有字幕的原版片。然而,在《普通一兵》那个时代,大多数观众不要说外语基础,就连基本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让他们看打字幕的影片确实看不明白。

第一部翻版片的成功,让东影看到了一个新片种的发展前景。厂里决定成立翻版片组,袁乃晨任组长,组员有翻译孟广钧、演员凌元和制片黎东群。

袁乃晨在制作了《普通一兵》之后,信心大增,接着又制作了第二部翻版片《俄罗斯问题》。有了第一部的经验,第二部做得十分顺利。这两部苏联影片都在东北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仅靠这几个人要完成翻版片的任务是不够的。在征得厂里的同意后,袁乃晨开始四处招兵买马。他先把在《普通一兵》中担任主要配音演员的张玉昆调进来,然后又调入了东影第四期训练班学员王亚彪、肖南、孙忠志等人。1949年夏秋之间,袁乃晨听说华北联大有一批学生即将毕业,连忙赶到北京,把李景超、向隽殊、车轩、白景晟、彭勃、徐世彦、尉骞、赵琪等人商调进厂;之后,又从吉林招收了马陋夫、谢遇春、张宗熙等人;齐齐哈尔文工团合并到东影后,张桂兰、徐雁、张健佑等人也调入翻版科工作;这年冬天,又从哈尔滨招来了陈光廷、王书斌等人;1950年在长春招来王建、宋保义、从连文、马静图、李晓峰和苑小君等人。在此期间,吴代尧、李华、陈汝斌、马玉玲等人也陆续来到翻版科。

演员队伍扩大了,翻译队伍也必须随之扩大。袁乃晨又调来了王澍、刘迟、尹广文、胡伯胤、史洁、张杲等人翻译剧本。为使译文更标准,他还调来了苏联人柳葩和尤拉。仅有俄文翻译还不够,袁乃晨又从北京调来了日文翻译陈笃忱、英文翻译黎歌等人。后来,著名电影人苏里和他的妻子吴静来到东影,袁乃晨就把吴静调进了翻版科。

导演对翻版片是最为关键的。在于彦夫制作完成了长影的第三部翻版片《伟大的转折》后,袁乃晨就把他留了下来。之后,他又调来王岚、任颖任导演;方荧、黄野、徐明、刘国权、张普人也从北京来到东影,被分配做翻版片。此时的翻版片组颇具规模,编导演共一百多人,同时可以组成四个译制组,一年可以翻译三四十部外国影片。

为了提高演员的业务能力,袁乃晨办了两个学习班:一个是语言班,由李景超、向隽殊负责,学习发声、发音、朗读,训练普通话,矫正地方口音;另一个是俄文班,由孟广钧和柳葩负责,提高演员的俄文水平,增加他们对原片的理解。

苏联当时一些颇有名气的影片,差不多都是由东影翻译的,如:爱森斯坦的《伊万雷帝》、普多夫金的《海军上将纳希莫夫》、莱兹曼的《金星英雄》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亚历山大洛夫的《作曲家格林卡》、瓦西里耶夫兄弟的《夏伯阳》等等。还有一些根据名著改编的影片,如托尔斯泰的《复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契诃夫的《脖子上的安娜》等等,也都和中国观众见面了。

一时间,东影译制片独领风骚。1949年,上海的陈叙一带人到东影观摩,回去后成立了上海电影译制片机构。

除了苏联影片之外,东北电影制片厂(1955年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翻版科还译制了印度电影《流浪者》、埃及电影《忠诚》、英国影片《百万英镑》、希腊影片《伪金币》、意大利影片《罗马十一点》和《屋顶》、日本影片《缩影》、朝鲜影片《少年游击队》、罗马尼亚影片《密码》和《多瑙河之波》、捷克斯洛伐克影片《好兵帅克》、匈牙利影片《革命医生》、南斯拉夫影片《当机立断》等等,不仅丰富了中国银幕,也让国人通过这些影片了解了世界。

1972年,长影译制了朝鲜著名影片《卖花姑娘》,在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作者为长影原艺术处处长、吉林省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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