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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国与长春解放

时间:2018-11-29 15:38:35  来源:长春日报  作者:

   纪念长春解放70周年系列史话(八)

  郑洞国与长春解放

  □ 徐振泽

  10月19日是长春解放纪念日,可是70年前的这一天,当苦难深重的长春人民已获得新生之时,还有一股国民党守军在人民广场(时称中正广场)旁的伪满中央银行大楼里负隅顽抗,为首者就是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直到10月21日清晨,他们才放下武器,让长春彻底回到人民的怀抱。

  多年后,郑洞国在《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中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与心境。这位当时国民党长春守军最高长官,既有无可奈何的苦衷,也有众叛亲离的无奈;有过杀身成仁的念头,更有对共产党仁至义尽的感激。

  郑洞国1903年1月13日生于湖南石门,其父务农兼做裁缝,维持一家人温饱。郑洞国8岁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后到石门读书,中学毕业考入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军校的消息传到湖南,郑洞国毅然放弃学业,前往广州,与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陈赓、左权等同时成为黄埔一期学生。当年11月,黄埔一期提前毕业,郑洞国也开始了长达24年的戎马生涯。

  郑洞国在抗日战争中战功卓著。1933年,他率领第17军2师4旅参加长城抗战,成为中国最早对日作战的将领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郑洞国几乎无役不从,先后参加过保定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和漳河、归德、广西昆仑关等战役。郑洞国曾以旅长之身,赤膊上阵,手刃敌顽,虽身经百战却毫发无伤。

  1943年初,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当年10月,他率领军队在美国空军和工兵的配合下,拉开了缅北大反攻的序幕。至次年8月,经过无数次浴血鏖战,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战役的胜利,消灭了被称为“亚热带丛林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

  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编为新1军和新6军,美军将领史迪威和索尔登先后担任驻印军总指挥,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此后,新1军先后攻克八莫、南坎、芒友等重镇,于1945年初与中国滇西远征军会师于畹町。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底,新1军又攻克贵街、新维、腊戍等地,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胜利结束。

  因抗战期间战功赫赫、名扬中外,郑洞国于1945年2月晋升为陆军中将,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45年9月初,郑洞国抵达南京,出席对日受降仪式,目睹了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一幕,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可是,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郑洞国却屡遭败绩。1946年3月,他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后改任东北“剿总”副司令)。但不到两年,东北97%的地区和86%以上的人口都被人民军队解放。国民党的55万军队只能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这3个孤立的城市中,欲战不能,欲撤不舍。

  为使这些军队免遭全军覆没的厄运,郑洞国曾建议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保持能战、能守、能退的态势。但蒋介石认为,固守长春可以牵扯解放军的一部分力量,减轻沈阳、锦州的军事压力,所以不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还令其兼任第1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固守长春。

  1948年3月,郑洞国“以无可奈何的心情由沈阳飞到长春”,走马上任。他在回忆录写道:

  我到长春以后的做法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即“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当时守备长春的兵力是两个正规军及兵团所辖直属部队约6万人,地方游杂部队及后勤人员约4万人,共10万人左右。根据持久防御方针,我们把长春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归60军负责,西半部由新7军负责。除沿城市边缘构筑防御工事外,在市区内,利用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并在中央银行区构筑核心工事。60军派出一部在东郊五六里一带高地,占领前进阵地,新7军派一个师担任西门外飞机场的警戒。

  ……

  当时飞机场经常遭到解放军由西北方向发射过来的炮弹所扰乱,为保证机场安全,我决定由新7军抽出一个半师,60军抽出一个师,组成一支出击部队,企图把西北方向的解放军驱逐到炮弹射程之外,并乘机向四郊搜购粮食(实际是掠夺粮食)。虽然打出去三四里路,粮食却颗粒未得。正打算在机场西北方构筑一道掩护阵地,不料在机场西南方担任警戒的新7军一个师,突然遭到袭击,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我看形势不妙,乃将出击部队迅速撤回。接着解放军就占领了飞机场。我到长春未满一月,长春沈阳间的空中交通就断绝了。控制机场的计划完全失败。

  此间,规模比较大的战斗只有上述两次及后来试图突围攻击的一次。其余都是零星炮战及外围小部队的战斗。

  面对人民军队的层层包围和城内日益凸显的粮食危机,国民党内部的许多问题也一一暴露出来。对此,郑洞国深感忧虑,却又无可奈何。他回忆道:

  在围城中最使我头疼的是粮食问题。因为解放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绝,惟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因空军曾与新7军发生过摩擦,现在来空投粮食,他们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都误投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们看了非常恼火。

  市内存粮日趋减少,加之市场上有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不安。参加投机倒把的,甚至有新7军的军官,他们驻长春的时间比较久,平时营私舞弊、屯有粮食。至于不久前从永吉转移过来的60军,粮食更加困难。对这种现象,我虽然有所取缔,还下令枪毙了一名倒卖粮食的军需官,但因为怕发生意外,也不敢操之过急。

  囤积居奇的粮食,数量虽不多,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后来竟涨到几亿元一斤。由飞机运来一万元一张的钞票已无用途。不得不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市内税款收入,不够税务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令暂时撤销一切税收。我曾一度将人口向外疏散,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造成许多混乱和死亡。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下去。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甚至曾发生一次卖人肉的惨事,当时也追查不出是谁干的。此外,因吃豆饼、树皮、草根等而生病的人就更多了。悲惨情况,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后来燃料也成了问题。我曾企图在东郊开采煤矿,特命第60军暂52师自农学院向外出击,但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损失惨重,该师第3团团长彭让等200多名官兵被击毙,余部只好狼狈退回。市内曾发生砍树木、拆房屋、挖马路(取沥青做燃料)准备过冬的情形。我虽有命令禁止,但在那种情形下,命令等于虚文。我当时的心情是很痛苦的,自知前途茫茫,又不能不假装镇静。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了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可是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由于我的顽固,给长春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是讲不完的。现在回想起来,内疚犹深,真是万死不能赎其罪!

  进入1948年10月,围城中的郑洞国数次接到蒋介石要求其突围的命令,然而他深知,此时已无突围的可能。与此同时,他所率领的部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局面很快便脱离了他的掌控。

  1948年10月初,解放军主力围攻锦州时,我曾抽出两个师兵力,组织一次试探突围的攻击,由长春的西北角打出去。虽然有几里路的进展,却发现解放军的阻击力量很顽强,感到突围没有成功的可能。于是又决定继续固守下去。几天之后,接到蒋介石空投给我和两位军长每人一封亲笔信,要我们设法突围。当时召集师长以上干部开了一次会,研究关于突围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官兵的体力甚弱,很难通过解放军的层层堵击,倘勉强突围,将遭到全军覆没的后果。不如坚守下去,还可能多支持些时日。我和各军长联名打电报答复蒋介石,说明不能突围的理由。但10月15日,蒋介石再次派飞机投下一道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

  我又召集军长和军参谋长等开会。这时新7军军长李鸿患伤寒病,不能出席。60军军长曾泽生当天的精神很紧张,和我说了几句话就借故匆匆离去。我虽然有些诧异,但并未料到会发生什么意外。到会的人都知道今天要谈什么问题,一个个愁眉苦脸。我在会上传达蒋介石命令后,即决定10月17日拂晓,遵照命令实行突围,并做了具体部署。看来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我也知道突围是凶多吉少。但为了服从命令,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没有料到的是,当晚60军一个师政治部主任向我报告说:“60军已决定今夜起义。”接着,新7军方面也有消息传来,称“60军的部队有变动,看情况可能发生问题。”我立刻打电话给曾泽生,但电话不通了。我一面通知新7军暂停突围行动,同时要他们向60军方向派出警戒;一面将此情况报告给沈阳的卫立煌。

  17日早,我派副参谋长去找曾泽生,曾写了一纸便条交其带回,说明了他决定起义的原因。我将内容电告了卫立煌。同一天蒋介石派飞机来轰炸60军,当空军与我联系时,我告诉他们“此刻轰炸已毫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我的意见是停止轰炸”。

  上午,我召集新7军师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但到会的人都默默无语。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7军的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想别的办法。”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

  这一天我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当晚,我到新7军部看李鸿,他虽在卧病,看来并不那么严重,却故意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都有意无意地避开我,我感到情况有些异样(后来得知他们当时确实已经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新7军副军长史说,是我在驻印军时期的参谋长,他劝我留在军部过夜,我坚决要回兵团司令部。当时我感到很难过,随时准备牺牲。

  第二天一早,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我,称“新7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希望司令官能够同我们一起行动”。

  此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胸中的痛苦和怨恨,指着他厉声骂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屋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因为众人从未看我如此责骂部属,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看到这种情况,我也自觉得出言太重,便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躺到床上。龙国钧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怀着委屈和失望回新7军去了。上午,这支部队全体官兵自动放下了武器。

  在此前后,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在内的国民党驻长春各部队都争先恐后向解放军投诚。只有兵团特务团还据守在中央银行大楼里抵抗,成了一个小小的孤岛。

  此刻,我清楚地知道大势已去,遂将情况向东北“剿总”做了汇报。没过多久,便接到杜聿明的电报,称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接我出去,问我有无降落地点。我怀着既感激又沉痛的心情告诉他:“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肯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到了这时,我还是没有改变“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顽固态度。

  20日这天,长春全城处在异乎寻常的平静之中,解放军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用重武器或炸药攻击银行大楼,原因是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及司令部一些高级幕僚已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随后,解放军代表便进入了这位东北“剿总”副司令长官仍在“坚守”的建筑。不过双方商讨的并不是守军是否放下武器,而是怎样才能让郑洞国体面地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此事对挽救一个当年的抗战名将,对此后全国各个战场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去何从,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21日清晨,银行大楼外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郑洞国以为自己“杀身成仁”的时刻到了,遂身着戎装,平躺于床上,伸手至枕下,欲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自戕。不料摸了几次都没找到,原来警卫看出他的心思,预先就将武器收起来了。郑洞国生怕解放军冲进大楼,自己成了俘虏,于是开始寻找其他可以了结生命的器械。此刻,一直关注着室内情况的卫队长文健与4名卫士一拥而上,将郑洞国死死抱住。杨友梅与一些幕僚,以及郑洞国侄子等亲属也都围在前后左右,唯恐发生意外。

  当郑洞国被人们掺扶着来到一楼大厅时,他看到那里已经站满了解放军官兵。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写道:

  事后始知,杨友梅将军和司令部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与解放军秘密接洽,悄悄迎来了解放军代表及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既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过,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回来,真是煞费苦心!后来每忆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的这番安排。

  放下武器的郑洞国当天就在长春市郊四家子受到东北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的宴请。但他表示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宴会,他什么事儿都不想做,只想当个老百姓。可是,“顽固”到最后一刻的郑洞国始终没有被当成战俘处置,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给东北局的电文中明确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

  几天后,郑洞国被转移到哈尔滨,1949年移居抚顺,1950年赴上海就医,途经北京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宴请。1952年6月,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开始为新中国工作。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经毛泽东提名,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此后,郑洞国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79年起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骨灰曾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2006年,郑洞国后人根据其遗愿,将骨灰移回原籍石门,葬于夹山南麓,墓地入口处立有“抗日名将郑洞国墓”的石碑。

  郑洞国逝世时,海峡两岸同时为其举行了追悼会,迄今享此殊荣的只有郑洞国与杜聿明二人。(作者为长春历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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