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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长春的婚变故事(二)

时间:2018-11-29 15:37:22  来源:长春晚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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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协调离婚书,从内容看,这是男方收执的那份。杨洪友供图

  长春历史上,第一起经过司法程序的离婚案件发生在何时,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法律条文用“离婚”代替“出妻”始于何时?民国初年,受教育水平提升的女性,开始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婚姻自由,有一定时代共性的“民国式离婚”又是如何上演的?本期《老长春》,为您讲述——

  长春晚报记者 赵娟

  通讯员 杨洪友

  在看百年前长春人的离婚故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清代的婚姻制度。《大清律例》规定了“七出”“义绝”与“和离”,以及“三不去”等制度,其中明确规定“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是可以离婚的。其中,“义绝”规定了女子的离婚权利,比如丈夫重婚、丈夫殴打妻子使其受伤的,女子有权提出离婚。但这部法律还是明显偏向男性,体现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在清代,离婚也很常见。当时的离婚方式有两种,最主要的是民间协议离婚,在没有婚姻登记制度的情况下,双方换过婚书,举行过婚礼,就是合法夫妻。因此离婚时,也不用经过官府,只要双方订立离婚契约,被人们认可就可以了。这种协议离婚,双方要签订一纸“契状”,“契状”也没有固定格式,多数是用皮纸书写有“夫妇姓名、氏族,载明因何项事故,各自情愿离异,然后邀集两家亲族公共见议,自后另嫁另娶,各不干涉”等语。离婚书一式两份,各执为凭,从此两人就成了路人。而另一种离婚方式,就是闹到衙门,由当地的父母官来裁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长春成立了地方审判厅,吉林省还有高等审判厅,离婚案子不再由知府、知县来判决,而是由审判厅处理,从此离婚才名正言顺地纳入到司法程序中。

  长春第一起经过

  司法程序的离婚案件

  男权时代,离婚多是男子主导,因此,由女性提出的离婚,自然就成了重大新闻。从现存的报纸来看,长春第一起经过司法程序的离婚案件,就是由女子提出来的。

  清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长春抚安乡民田有年,20岁出头,他的妻子刘氏19岁。两人的婚事是童年时就定下来的,结婚后,刘氏在一次回家省亲之后,就没有再回丈夫家。田有年到岳父家找过几次,岳父称不知女儿去向。田有年无奈,就向长春地方审判厅呈控,说他岳父把女儿藏起来,想要另嫁他人,所谓“匿女另嫁”在当时是一项重罪。当时的审判厅判决,要求刘父在规定期限内将女儿送回夫家。几天后,刘父带着女儿到厅投案。没想到,刘氏当堂哭诉说,他丈夫“久成弱症,阳物不起,房事维艰”,而且还提出,“愿出钱1600吊给男家,恳准两离”。当时,凡以身体疾病起诉离婚的,都由法庭指派医生验明,才能作为证据采信。可能确实是身体有病,田有年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刘氏的要求,并写下了退婚书,交给刘氏“当堂领讫,自谋生计”。刘氏拿到离婚书后,“欣然叩谢”。

  就是在今天,一个女子在公开场合陈述这样的离婚原由,也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更别提当时,因此,刘氏承受的社会压力还是很大的。根据当时的报道,说刘氏是“羞态百端”,新闻记者在报道中,描述她审判厅上的陈述时,也说其是“种种憨淫之词,令人生厌”,明确体现出记者对这件事的看法。在这次离婚中,19岁的刘氏在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是无法想象的。她离开审判厅后,“众皆指骂,诚为淫妇无情”。在今天看来,刘氏敢于冲破旧有观念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超越当时人们的价值观,是非常前卫的,所以《盛京时报》报道时,用“控夫奇情”作新闻标题来夺人眼球,可见其独特性。

  其实,在当时的法律条文中,还没有“离婚”这一概念,到了清宣统三年(1911年)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提到男女双方离异,才使用“离婚”而不用“出妻”。而且该法律开列出九条双方离异的理由。这九条与传统的“七出”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明确提出离异的人,并不只是男性的权利,女方也可以“提起离婚之诉”。由此看来,刘氏的举动,确实因前卫而受到当时人的指责。这个案件也说明当时的一少部分女性知道如何用司法机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此外,当时长春地方审判厅是由长春府知府孟宪彝兼任推事长,他思想很进步,在审判中更多基于人性考虑,没受旧观念的束缚,还是很公正的。

  女版“陈世美”

  受教育后争取婚姻自由

  民国时,教育日益普及,民智开启,婚姻自主的观念被一部分人接受。社会上经常发生订婚男女自主解除婚约和退婚、离婚的案子。从当时新闻报道看,起诉离婚的多是受过教育的女性。

  在今天看来,只有结婚后才能谈到离婚。但在当时,受传统文化和婚姻制度影响,男女结合是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双方只要交换了婚书,女子就被视为男方家人,即“生为其家人,死为其家鬼”。因此,从隶属关系上看,当时的女性订婚和结婚没有实质差别,所以,解除婚约在当时也算是离婚。

  当年,在长春东卡伦有一个名叫吴玉珍的女子,她毕业于长春女子师范学校,受过这样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吴玉珍的未婚夫名叫王忠,两人“系姨表姊妹”,他们的结合就是民间所说的“亲上加亲”。两人定亲后,王忠的家里对这个未来的儿媳特别上心,提出“甘备学膳等费,请吴家将伊媳吴玉珍送入女学肄学”。几年下来,花费巨大。但吴玉珍受教育后,择偶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厌其夫业农,而改变思想”,于是向父母提出退婚的想法。

  吴玉珍的父母自然是庇护女儿,因女儿的想法而对王家“吹毛求疵”,希望能让其知难而退。王家也明白迎娶无望了,王忠竟然“带人强抢,横施野蛮”,这就更坚定了吴玉珍想要离婚的信念。

  吴玉珍向长春审判厅起诉,请求离婚,但被判决不准离婚。随后,吴玉珍又上诉到吉林高等审判厅。吉林高等厅对这个案子也很重视,派人到东卡伦进行秘密调查,调查后认为王忠家并无实质性过错,最后“以吴玉珍无端离婚,殊属不合,已将控诉驳回,仍照长春地方审判厅原判执行”。但吴玉珍非常执着,最后在1914年年底才如愿以偿,与王忠“永断葛藤”。

  不久后,她就与长春城东沙某订婚,并定下举行文明婚礼的日期,当时的新闻媒体还以“吴女士结婚在即”为题进行跟踪报道。从报纸的关注,可看出吴玉珍的离婚案在当时还是很轰动的。

  这起离婚事件中,吴玉珍看起来很象是女版的“陈世美”,但教育让她改变了婚恋观念,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同时,她能奋起抗争,用法律武器争取自己的幸福,对广大受压迫的女性而言,还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民国女子争取婚姻自由

  也争取受教育权

  “民国式离婚”多因女子受教育后,自由意识觉醒而发生。民国时期,女子不但争取婚姻自由的权利,也争取受教育权利。有一起因在婚后争取教育权利而导致家庭纠纷,最终离婚的案件也很典型。

  1914年10月,在长春高等学校读书的女生王玉春,许配给了长春城内的祖万才,双方成亲后,王玉春仍想入校读书,但祖万才坚决反对。双方为此时常反目,王玉春也“被其夫屡次虐待”。无奈之下,王父出面,以“不准入校,殴打虐待”女儿为由,将祖万才告上法庭,要求离婚。

  当时的法律规定,丈夫殴打妻子,是离婚的理由之一。经长春地方审判厅法官检明,王玉春确系被殴有伤,“故判准离异”。看到人财两空,祖万才不甘心,又前往省城高等厅起诉。随后高等厅重新审理,王玉春也被要求赴省对质。结果,高等法院推翻了长春地方审判厅的判决,以“附学须视处境,不得任其自便;致于虐待,实系夫妇对殴”为由,不准王玉春离婚。判决后,王玉春倔强如故,誓死不归夫家。最后,经过长春城内士绅的调停,王家退还祖家聘礼钱两千七百吊,当众订下离婚书,永无瓜葛。1915年年初,王玉春改嫁给高台子屯徐姓男子,也算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民间协议离婚

  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这是两个典型的起诉离婚案件,当时长春民间,也有协商离婚的案子。比如当时长春城后堡的热闹街西头住民田某的妻子姓张,两人结婚四年后,张女总是说她丈夫没有能力,“家计不甚充足”,两人经常吵架,最后张氏“负气”回了娘家,第二天张家就便派人通知田某,要求离婚。谁想到田某“欣然乐从,惟须退还身价钱小洋五百元”,才会给离婚字据。张家也同意了这个要求。

  在上述案件,以及当时的大量离婚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女性提出离婚的,都被要求或返回身价钱,甚至要高于身价钱的一笔费用,这都不是小数目。这说明离婚的背后都有经济关系相伴。女方同意支付一大笔钱,是女方为摆脱现实婚姻关系,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这说明,当时尽管观念开化,但女方的自由,很大程度上还是以经济利益的交换和妥协为条件的,在此过程中,受到伤害较大的仍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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