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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长春

时间:2018-09-19 14:58:17  来源:长春晚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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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航拍的宽城子兵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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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1日的《盛京时报》关于长春激战的报道。杨洪友 供图
 
一场事变,使整个东北沦于敌手,近百年来,九一八的警钟振聋发聩,时时响彻在华夏上空。九一八事变发端于沈阳,很快延到吉黑两省。事实上,早在九一八之前,日军的备战就已经开始了,在长春,1931年9月13日,新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率领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到当时的“西大营”检阅、动员;事变之后的第二天凌晨,日军就开始了对长春守军的偷袭;事变后,长春城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长春晚报记者 赵娟
 
通讯员 杨洪友
 
征服中国是日本政客和军国主义者们由来已久的想法,中国东北更被他们视为日本的生命线和占领中国的跳板。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后,出台的《田中奏折》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随着日本极右翼势力控制国内政权,军国主义狂热分子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1931年年初,日本政客和战争罪犯松冈洋右提出了“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说是我国的生命线”。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积极奉行者,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拟订了攻占东北的计划。在军事上,不仅有宏观的战略部署,也有具体的战术性情报收集、攻防演练,甚至还有“对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以及“对满洲占领地区行政草案”等。
 
1 九一八事变前 关东军司令官到长春检阅日军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就做了充分的准备,比如1931年4月,关东军的战略兵团由原驻日本京都的第16师团换成原驻仙台的反华情绪更强烈、更适应在中国东北地区作战的第2师团;1931年7月,关东军司令官由菱刈隆换成了本庄繁。
 
本庄繁上任之后,开始了一系统部署动员。9月13日,本庄繁率领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片仓衷等幕僚50余人,来到长春的日军兵营(位于胜利公园西北芙蓉路一带,当时民间称为“西大营”),检阅驻长日军。本庄繁致训词时明确地说:“近来满铁沿线附属地一带土匪十分猖獗,我军警备职责所在,不可轻视,应对反抗我者及土匪式之行为者采取断然手段处置。”这其实就是战前对驻长日军的动员。就在同一天,日本满铁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也对外发表相似言论。关东军不仅在军事上做了动员,根据后来的史料记载,本庄繁一行在北上往返途中,还对日本的民间人士进行了动员。比如在奉天(今沈阳),让“沈阳馆”的经理预借东北各地日本人手中的卡车,后来这些“所借之汽车遂于事变有用”,由此可见,日方的筹划和准备已经事无巨细了。
 
9月15日,本庄繁离长南下,沿途在范家屯、公主岭、四平街等地检阅了当地日军,并于9月18日晚10时回到旅顺。半个小时后,日本关东军命令其守备队炸毁了沈阳附近柳条沟的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中国军队,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开始进攻沈阳北大营,并于9月19日凌晨顺利占领沈阳;19日凌晨,开始对驻长春的中国守军进行偷袭。
 
2 中日双方在长驻军力量对比 日军未占上风
 
九一八事变前,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下辖两部分:一是第2师团,下辖两个步兵旅团、一个骑兵联队(相当于团)、一个炮兵联队和一个工兵大队,师团司令部驻辽阳。另一个就是南满铁路守备队,共有6个大队(相当于营),大队部和司令部驻公主岭。其中驻扎在长春的正规部队,有从日本换防来的第2师团所属步兵第3旅团的司令部和第4联队第1、第2两个大队,还有铁路守备队第1大队第1中队(相当于连)和关东宪兵队的一个分队(相当于班)。非正规军方面,有长春附属地警察署和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警察署的百余名警察,还有由日本退役军人组成的“在乡军人会”,约有相当于一个大队的兵力,可以随时应征入伍。整体来看,日军在长春的力量并不算强大。
 
长春虽然在当时只有十几万人口,但因其地为“三省通衢”和吉林省的“省西门户”,在此驻守的东北军正规武装力量则要强得多。事变当时,吉林省内军事力量统归“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公署”,即易帜以前的吉林督军公署指挥。具体武装力量如下:东北边防军独立第23旅,旅长李桂林;东北边防军独立第22旅663团第2营,营长傅冠军;东北边防军独立第23旅666团1部,团长马锡麟;东北边防军独立第25旅671团,团长任玉山;东北边防军独立炮兵第19团,团长穆纯昌;东北边防军独立辎重第1营,营长宋岳令;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公署所属的长春无线电台,台长马树棠。
 
当时的驻军分三部分:其一是第23旅司令部(即吉长镇守使署)及666团1部;长春无线电台以及隶属于东北边防军的陆军被服厂和陆军医院,驻长春城内;其二是663团第2营(兵力650人),驻宽城子兵营,其职能主要是守护中东铁路和吉长铁路;671团(兵力2350人)、炮兵第19团(兵力1370人)和辎重营,这是在长春的主力,都驻扎在南岭大营。南岭大营始建于1907年,曾为北洋新军第三镇驻地,辛亥革命后进行过修缮扩建,其规模要超过沈阳的北大营。
 
上述部队总人数约5900人,有各类火炮56门,其中炮兵团的36门野炮是日军最为忌惮的力量。除上述驻军以外,还有一些机关单位,如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军警稽查处等也拥有武器。护路军663团三营驻扎在下九台(今天的九台市),也成为随时可以增援长春的力量。
 
4 日军进攻南岭 驻军仓促之下浴血抵抗
 
日军对于南岭驻军的进攻开始于3时10分,主要目标是炮兵团,因为日军以及附属地根本无法抵挡中国军队的36门山炮、野炮。由于路途较远且道路泥泞,日军5时许才到达南大营西墙之外。此时南岭的士兵已经起床,于是偷袭变成了强攻。当时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但是中国军队全无戒备,虽然驻有数千官兵,但枪械弹药都锁在库里,炮闩拆下来与炮身分开存放。进攻从兵营最西侧的炮兵第一营开始,炮团第一营被打得措手不及,仅有部分人用手枪还击,被迫向第二营方向撤退,随后日军用十字锹将一营的野炮破坏。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逐渐稳住阵脚,炮团官兵被迫砸开库门,取出枪械违令还击。其中炮三营借助剩余火炮猛烈还击,大量杀伤日军,迫使其后撤到袁家窝堡。
 
9时,在袁家窝堡的日军与从公主岭前来支援的守备队第一大队的两个中队会合,对南岭兵营展开第二轮攻击。战后日本关东军绘制的《南岭附近步兵第四联队战斗经过要图》显示,日军是从西、南、西南三个方向发动的进攻,这次的主攻方向是南岭的步兵营。671团官兵拼死抵抗,当时的报纸对此曾报道说:“是役也,战况颇激烈。”由于日军其他部队不断赶到,同时代理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的熙洽命令不许还击。战至下午2时,中国军队开始从南岭兵营撤出。下午2时30分左右,日军在破坏了剩余大炮以后,完全占领了南岭兵营。根据当时报纸报道,南岭之战,我军共打死日军43人,包括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第3中队中队长仓本大尉,还打伤日军66人。而东北军伤亡,根据当时新闻报道,由长春红十字会收埋了遗体171具,收治伤员44人,战场还有大量伤员自行离开。
 
当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之际,当时的长春市公安局局长修长余作为亲日分子,开始进行调停。他与外交科长相继访问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转达熙洽不抵抗的指示。按照日军要求,双方在下午3时签订了协议。修长余根据日军授意,力劝驻于城内的第23旅666团一部撤走,这些官兵遂于当夜撤往双阳。下午3时,日军闯入长春无线电台,扣押了全部设备和人员。随后日军又占领了市政筹备处、县政府、陆军医院、被服厂、电话局和官银钱号等机关和金融机构。只有修长余带领的长春市公安警察约800人未被解除武装,置于日本宪兵分队长的指挥监督之下,“仍带武装,担任地方治安,俟日宪兵布防完竣,即行交替云”,实际上已经沦为关东军维持地方治安的辅助力量。到19日下午,整个长春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3 日军偷袭宽城子兵营 长春守军自发抵抗
 
长春是南满铁路北端的终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又驻有重兵,关东军要想全面占领东北就必须占领长春。所以,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的9月19日凌晨,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北大营后,就开始对长春守军展开行动。驻扎长春的第2师团第3旅团团长长谷部命令大岛联队长以第1大队第6中队、步兵炮队(平射炮2门、迫击炮4门)、机枪中队(重机枪4挺)及山炮3门,进攻宽城子兵营;第4联队第2大队长黑石中佐率领第2大队第5、第7中队和第6中队机枪小队(相当于排)偷袭军力最强的南岭兵营。正常情况下,长春守军接受第23旅旅长、吉长镇守使李桂林指挥,但李桂林在9月11日,“率将校以下兵士140余人,马30头,机关枪两架,其他子弹等分载马车四辆”,去伊通、怀德两县清剿土匪,并不是听说日军开始进攻即弃部逃走。就在长春守军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关东军进行了偷袭。
 
宽城子兵营与日军西大营相距不过3公里,所以日军较快进入到战斗状态。根据后来日军的记录,偷袭是在19日早4时50分开始的。面对日军突然偷袭,中国官兵毫无戒备,因为日军此前曾多次在宽城子站周围进行实弹演习,中方军民习以为常。直到日军开始进攻,官兵们仍以为是演习。营长傅冠军甚至还想出面与日军交涉,但遭到冷枪射击,重伤身亡(还有一种说法是傅冠军听见枪响,点灯开门观望,被日军击中,重伤死亡,但是根据后来的照片显示,他的遗体位于营门之外,应是出门交涉时殉难)。傅冠军曾任东北军海军陆战队一大队队长之职,参加过对前苏联的“三江口战役”,中校,成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位牺牲的校级军官。营长阵亡之后,士兵们自发地进行了有效还击。日军伤亡很大,不得不暂停攻击,找来亲日的军警稽查处处长孙仁轩向守军喊话劝降,结果孙仁轩被击伤胳膊。双方相持到上午10时许,日军炮兵前来增援,动用山炮和迫击炮进行猛烈攻击,东北军被迫放弃抵抗,约200人突围,撤到了吉林乌拉街,有386人(军官3人)被俘。根据日方记录,战斗于11时10分结束,但当时日本人主办的报纸《盛京时报》则记载为中方军队“午后遂败投降”,还记载东北军共打死日军24人,打伤32人。日军在攻打宽城子兵营的同时,还袭击了东省特区长春警察署与路警第六段,其中大部分警察被俘。同时参与日军行动的日侨民团则趁机对东省特区驻长机关及宽城子车站附近中国商民的财物进行抢劫。
 
5 九一九长春抵抗战
 
振动日本军界
 
驻长东北军撤离长春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其中,任玉山的671团两个营(营长分别为李辅臣和张乐山)退到现二道区稗子沟一带,后来参加抗日,在榆树市作战。张作舟的余部赵维斌,任玉山两团和骑兵连加入冯占海所率领的抗日军。而穆纯昌带领的炮兵19团“向东南退走抵双阳城外,与其部下约1500人,则一直在双阳、吉林一带游弋徘徊,经常对地方进行“强索”“任意抢掠”。到了1931年12月,在熙洽的拉拢下,穆纯昌“躬至吉林,面谒熙长官,请求归服”,最后叛国投敌。
 
“九一九”长春抵抗战是抗日战争史上首次激烈反抗日军进攻的战役,长春东北军的顽强抵抗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对日本军界振动极大,特别是随着日本占领整个东北三省的顺利推进,长春之战越发显得意义重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军政人士在此战后不久都曾到这里视察。日本关东军为了标榜和纪念那些死在长春的侵略者,在1935年和1936年专门修建了南岭战迹纪念碑和宽城子战迹纪念碑,开展“慰灵祭”,以悼念死去的侵略者。
 
中国军队在长春的抵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给日军造成较大伤亡的战斗。这一行动是由下级官兵自发组织的抵抗,虽然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行动失败,但是这些普通士兵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壮举,预示着日本侵略者在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必然遭到中国军民的强烈抵抗,也预示着日本侵略者的必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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