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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长春的岁月

时间:2018-08-28 10:38:12  来源:长春晚报  作者:

   纪念长春解放七十周年专题——

  口述实录

  70多年前,还是小小少年的王玉玲亲眼见证了家乡九台的解放,之前,本报刊发的《回忆九台解放的战斗之夜》中,详述了王玉玲目睹九台解放的场景,为读者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战斗。

  九台解放后,王玉玲的家乡头道沟村驻守着八路军的指挥机关,当时给各类头衔的首长设立的小灶就在王玉玲家的东屋。部队的进驻给屯子里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军队的指挥部、奇特的侦察兵、潇洒英俊的汽车连长……这里的一切,在小孩眼中充满了新奇。时隔70年,王玉玲已是古稀老人,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对他来说,依然是往事历历,如在昨天。

  围困长春的岁月

  围城指挥部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口述 王玉玲 整理 赵娟

  解放战争中八路军围困长春时,我的家乡头道沟村驻守着八路军的指挥机关。有人传说是林彪的指挥部或是某某纵队的指挥部。史料记载,八路军围困长春是1948年开始的。而实际上围长运筹早在1947年九台解放后就开始了。

  解放九台的八路军部队自解放九台后就驻扎在我的家乡。当时全村驻扎的是一个建制齐全的指挥机关,有各种官衔称呼的首长,如主任、科长等,还有指挥部领导下的多个军事部门,有警卫排、侦察排、汽车连,还有一个宣传队。光是食堂就有两个。一个小灶,设在我家东屋,是给各种头衔的首长用餐的;另一个是大食堂,是其余那些机构的战士和小军官们用餐的。

  那年冬天开始酝酿大事件的神秘指挥部

  1947年的冬天,雪特别大,平地积雪就有一尺多厚。北风昼夜地吹,雪瓷实了,雪面上可以跑爬犁,人在上面行走更没问题了。设在我家的小灶,只负责驻军指挥部里十多个人的用餐,他们应该是部队里级别最高的。

  当时,最大的军官是一个大伙称呼“甄主任”的中年人,他40多岁,小个儿,微胖,听口音是江南人。他对老百姓、对他的同事都很和气。那些科长们很尊敬他,只要是他说的话,科长们没有反对的。令人奇怪的是,指挥部中还有一位名字叫铃木的日本姑娘,听说是抗战期间投诚到八路军的,有特殊技能,好像是电报员,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常和高级军官说话。那些大官们闭门开会时,铃木姑娘也都在屋里。这种时候,门口有挎盒子枪的警卫员站岗,其他人是不能进入的。估计是在研究打仗的事。这些大官平时同村子中老乡的关系都很好,没有架子,在屯子里散步时经常与老乡唠家常,了解各种情况。后来知道,当时因为是刚解放,常有扮做各种身份的国民党“探子”来各驻军屯子刺探情报。

  有趣的是,还有一个小八路,年龄、个头和我们几个孩子差不多。几乎每天都和我们一起玩。穿着剪短的八路军战士棉军服,还扎了一条皮带,打着裹腿,戴一顶狗皮帽子。稚嫩的脸上总是挂着天真的微笑。和我们做同样的游戏,摔跤、打雪仗、赛跑,有时还给我们分吃食堂里拿来的饭锅巴。偶尔也被我们欺负哭过,这时会有警卫员过来劝架,小八路从来不说他的父母,也不说军队上的事,估计他也不知道。他从来不参加出操,我们猜想是哪位大官的孩子,这么小就当了八路,大伙儿都很羡慕。在一起时我们就叫他“小八路”,他很乐意应答。每当我们正在嬉闹时见“小八路”出来了,大家立即上前围在他周围,问他吃什么饭,做梦没有等不痛不痒的问题,他很高兴地回答。他人缘很好,时间一长,我们都成为朋友了。

  军官食堂管事的是个40多岁的司务长,很受官兵的尊敬。平时斜挎着排长以上军官才有的盒子枪。经常坐大汽车进九台城买粮买菜及生活用品。小灶的师傅是个大高个山东老头,总是笑呵呵的。劳累之余喜欢同我们小孩说话,把每个小孩都戏称为“二流子”。然后拿些大米饭锅巴分给我们。

  这些大军官们平时很少出门,关在屋子里开会的时候特别多。有时,好几天看不见其中的什么科长,过几天又出现了。大概那是上前线视察军情去了。总之,他们特别忙。据说打九台就是这些军官们布的阵。而在那年冬天,他们正酝酿着解放大城市长春的排兵布局。这个指挥部没有牌子,没有标记,只有警卫员日夜站岗,着实有些神秘。

  “水壶”和“秀才”是绰号 屯子里的那些传奇侦察兵

  若不是和驻军在一起,谁也不知道这村中还驻有侦察兵,听说是一个侦察排。这些侦察兵从外表看,就是普通的东北农民模样,冬天戴着狗皮帽子,身上穿的是大棉袍子大棉裤,颜色也都是老百姓最常穿的黑或灰,脚上是大靰鞡鞋,腰上扎一条宽布腰带。他们出门时有时肩上挎一个“钱搭子”(类似现在的挎包),装些零星用品及零钱。侦察排大概有20多人,他们有各种身形的,或高大,或玲珑,举止大都精明干练。这些人很怪,平时互相不呼姓名,都叫绰号。也不见带武器,但衣服里面都藏有短枪短刀。

  与我家同院的九爷家就住着四个这样的“兵”,头头是个高个,绰号“水壶”,东北人。络腮胡子从不剃。说话如洪钟一样,据说有飞檐走壁的本领。第二个叫“秀才”,文质彬彬,俊俏书生模样,武功也了不得。我们知道他武功厉害,是因为第二年春天的一天,屯西头老牛家进了盗贼,有人喊“来小偷了”!刚好“秀才”从屋里出来,听到喊声拔脚就追。几丈远有一堵土墙,一人来高。只见“秀才”一个箭步就“飞”了过去,一把抓住了小贼。

  这些庄稼人打扮的兵不公开训练,常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练拳脚。他们早出晚归,有时几天不回来。老百姓那时还不知“侦察兵”这个词,称他们是八路军的“探子”。这些人都特别会联络人,见什么人都能主动搭上话,知道的事也多。在驻地,他们开会也特殊,都是在夜间,点着煤油马灯半宿半宿地合计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八路军侦察兵。

  最吸引老乡的汽车连有个英雄的王连长

  屯子里还驻扎着一支称作“汽车连”的队伍。战士不少,而汽车只有4辆,其中3辆大卡车,是运送货物和战士用的;1辆吉普车,是给军官坐的。平日里,汽车连和老百姓接触最多。他们有时外出运物资,平时就在屯中学堂的操场上轮流练习开车、修车。这时候老乡们会在操场外围观。

  汽车连的连长姓王,高个子,长得很英俊,才19岁。听说是从学校直接参加了八路军。他看起来外表清秀,却身手不凡,武功高强。据战士们说,三五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平时他既是汽车连的领导,又是教练。在训练战士开车时,说话有板有眼。一会儿示范操作,一会儿训话,声色严厉,一丝不苟,大有旧时代先生训诫学生的作风,偶尔也有踢打的动作。但汽车兵全听他的,都很敬重他。

  那年冬天,有一天司务长通知屯子里的老乡说,九台街开仓放粮,军队开大汽车拉着老乡进九台领粮,我也跟着去了。粮囤子就在现在九台站铁道南侧货场上,有八路军战士持枪维持秩序。领粮的老百姓拿着米袋子排成长队,等着战士用木升(那时的计量用具)一个一个地发放。那次我领了一升(约合5斤),并且是第一次乘大汽车进城,虽然是在车上站着,也挺风光,回到屯中逢人就讲这段进城的故事。

  转眼过了大年,天气慢慢转暖。有好些日子汽车连由副连长指挥,不见了王连长的身影。好奇的老乡向汽车连的司机打听,司机说王连长去前线送物资去了。可这次时间挺长,有半个月光景。人们猜测出事了。突然有一天,王连长开着一辆新的吉普车回来了。下巴上的小胡子也长了,风尘仆仆。战友们相见非常亲热,老百姓看了也跟着乐。第二天再问司机时,汽车兵如说评书一样,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王连长开车去前线被劫,被俘虏后同国民党兵搏斗,抢了国民党的吉普车跑了回来。至此,指挥部增加了一辆新吉普车,我们屯子里增加了一段王连长的传奇故事。

  王连长是个有文化又不失活泼的技术兵,他偶尔在乡村的土路上边走边小声哼着歌。常唱的一首歌有这么几句:“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希望,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唱着唱着,还在乡道上转身一周以示表演。那身影,那歌声,那转身的潇洒,活脱脱一个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形像,至今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形象仍完整地保留着。

  屯子土场上的演出 与八路军宣传队有关的快乐回忆

  那个时代,八路军的文艺队伍称做宣传队。较高级别的部队才有,基层连队是没有的。我家乡的这个神秘的指挥机关,除前述机构外,还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宣传队。宣传队里男女演员、乐队等应有尽有,但乐器都是低档次的,服装道具等用品也都很常见。宣传队的作用是鼓舞军队士气,配合部队打仗。行军中有的宣传队员在路边给战士们说快板,训练空余时给战士们忆苦思甜。在战场上常有宣传队员向敌军喊话,瓦解敌军士气。大概师或纵队以上的指挥机构才有宣传队的编制,可见,家乡驻军的指挥部级别不低。

  老乡经常看到的是宣传队在驻地排练节目,只有年节时才有较大型的集中演出。平时下基层连队去演出老百姓就不得而知了。宣传队排练多是在屯子中宽敞的土场上。此时,老百姓围成一圈观看,时时鼓掌叫好。节目都是宣传队自编的,不外乎快板,小型歌剧(那时很时兴的类型)、活报剧、拉洋片等。场面都小,每个节目两三个人,偶尔有大合唱也就十余人。节目主题一是号召参军的,二是鼓舞士兵斗志的,三是抓特务的。记得有一个表现兄弟参军的小歌剧是这样开始的:

  幕启,手拿放猪鞭子的弟弟出场对哥哥唱,

  “王家大叔对我说,

  你去参军打老蒋。

  猪倌我也不干了,

  哥俩一块去参军。”

  之后,兄弟二人双双报名参军。

  这个节目是给老百姓演的,号召参军打老蒋。当时,屯子里的土墙上到处都有用白灰涂写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标语。

  还有一个抓特务的小歌剧,是这样唱的:

  “刚才一出门,

  碰见一个人,

  鬼鬼祟祟进庙门,

  他绝不是好人。”

  这是号召军民提高警惕。国民党军队溃败时留下一些特务潜伏下来,被围的长春国民党军特务也经常有到解放区刺探军情或到八路军指挥机关暗杀首长的,所以八路军的警卫排警惕性很高。宣传队根据这样的战争形势编排了一些节目到处演出,提高军民的反特意识。

  就是在那个时期,我见到了很有名气的九台人纪鹏大哥和他的夫人董维大姐。纪鹏夫妇是我家大哥的同学,二人都是这支宣传队的队员。工作之余有时到我家与大哥唠嗑,董维的哥哥叫董准,在九台也很有名气。纪鹏大哥是宣传队的主要演员,他常扮演的是乡下大爷大叔之类的角色。每次上场穿着对襟短夹袄,腰上扎一条布带,还在嘴唇上方画些胡须。通常是先听到幕后“呵呵呵”的笑声之后边笑边出场。个子不高,圆脸,小眼睛,经过化妆俨然是东北农村老汉的典型形像。这种形像在家乡的长辈中留下非常好的印像。

  当时驻军宣传队给我的家乡带来了很多笑声,屯子里的老乡对宣传队的战士赞叹不已。见面时都是老乡先向宣传队战士说话,似乎这是一种荣耀。为了宣传八路军战绩,偶尔也在屯中的土场上专门演出一场。每逢此时,本地农民会中喜欢文娱的村干部也会客串露一手,说几句调侃搞笑的顺口溜逗得军民捧腹大笑。宣传队在我家乡驻扎了很长时间,给老百姓印像极好。我进小学时的几个同学就是从宣传队那里学会了演剧,成为学校的文艺骨干。

  这期间,军队有军队的秘密,老百姓过老百姓的日子,但是屯子里有驻军,老百姓觉得踏实。军队的各种训练又活跃了乡村的气氛,老乡们很快乐。

  九死一生爬出长春 屯子里安置的长春难民

  1948年,八路军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已经几个月了,城内守军和老百姓都因粮食危机而饥饿。我家大姑姑成分高,土地改革时全家老小跑进长春。接着长春被围,大姑姑一家就遭难了。

  夏末初秋的一天,我从外面回到家中,看见条桌旁坐着一个如柴般瘦削的男孩,正在贪婪地喝着米汤,见我进屋斜了我一眼继续喝。我特别吃惊,这是谁家的孩子?此时妈妈从厨房端着米汤进屋对我说:“你大姑家的维圻从长春跑出来,快饿死了。我让他先喝米汤,之后再吃干饭。”妈妈说,人在饿了多日后突然吃干饭会撑死,必须先喝稀的把肠胃充起来再吃干饭。维圻大我一岁,我叫他表哥。我凑到表哥身旁和他说话,他全然不理我。表哥没有了一年前出逃时的丰满,变成了干柴骷髅。我禁不住流下眼泪。后来听他说,大姑已经饿死,表哥处理了大姑尸体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往城外驱赶的老百姓队伍一起爬了出来。表哥说,长春城内米价暴涨,还买不到,饿殍满街。有时飞机给军队空投粮食老百姓都去抢,被机关枪打死。守城的军队往城外驱赶老百姓到了长春东边八里堡附近两军对峙地带,要爬着过几道卡子,如果站起身来后面就挨枪子。八路军这边,整天整夜向国民党军队喊话要求他们投降。八路军还为爬出来的老百姓设了很多发放粥饭的接待站,吃完粥饭后给安排去处,号召有亲戚的投亲靠友。八里堡两军对峙地带不打大仗,小摩擦时有,机关枪时时扫射,遇到这种时候爬出来的难民也有被冷枪打死的,或者再爬回去。战争中的难民实在是太悲惨了!

  守军方面,士兵开小差的很多,常有随难民爬出来投降的。若被军官发现逃跑,后面就开机关枪“突突”死了。侥幸跑过来到八路军这边只要举手交枪就受到优待,给饭和馒头吃。表哥说,那边守不住了。就这样围着不打,等国民党挺不住了,必定投降。

  从那以后,我知道了长春城东有个八里堡,在围长春的岁月,两军在此对峙。八路军几分钟喊一次话劝国民党投降。时而还有说快板,唱歌的,这边是热热闹闹。守城那边呢,八里堡一带是国民党六十军,老百姓称他们为“六十熊”,六十军是从云南来的。八路军宣传队喊话的内容就是:“你们从云南来到千里之外的长春,替蒋介石卖命。家里的亲人惦记着你们,不要为老蒋卖命了……”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得城内守军四面楚歌,随时有士兵向这边逃跑。当然,也混杂有假投降的特务。八路军反特工作很缜密,一般的特务都是跑不掉的。

  因为难民时时从长春爬出来,接待难民就成了前线一件忙碌而繁杂的工作了。有被安置在临时收容所的,有批准投亲靠友的。我表哥就奔我家来了,表哥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两户在长春的邻居,其中一户母女俩,母亲40多岁,女儿大概十八九岁,是在长春做生意的河北乐亭人,我们叫他们“老坦儿”。另一户一家子三口,夫妻二人带一个男孩。5个人都饿得骨瘦如柴。既然是表哥领来的,妈妈即刻向屯长报告了这两家的来历。那时,村子里人都知道长春有难民常来到九台各村屯,老乡们对这种事不陌生。屯长陆大叔特别会安排,把那母女俩送到了我本家大伯绰号“大眼珠子”家。大伯五十多岁,大娘病故几年了,大伯领着十八九岁的儿子过日子。这下可好,长春来的母女有了住处,这位母亲同意嫁给大伯,名叫杏妮的女儿嫁给了大伯的儿子。当天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街坊邻居都拍手称好。另一户姓王,在屯子里找了房子住下,大伙给送些柴米及生活用品,他们渡过了难关,逐渐恢复了健康。这个男孩后来成了我读书的伙伴,我们大半生都是朋友,前几年,他在九台病故了。

  回想围困长春的岁月,难民实在是太苦了。听他们说,钱毛了(通货膨胀),一麻袋白钱(老百姓称国民党的钱为白钱)只能买一个大饼子,还碰不到。往出跑,偷着跑被冷枪打死。需要城内守军把身份证(户口簿)收上去,一起驱赶到卡子(前线岗哨)再往前爬着行进。遇到两军摩擦爬不出来再爬回去,回去没有了身份证就更难活了。通常要往返几次才能侥幸爬出来。只要爬到解放区就是胜利。因为八路军给吃给住、安排出路。我那个朋友后来说,他们一家爬出长春就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是八路军救了他们。而大多数长春城内难民是没有机会爬出来的,只等饿死在城内。

  1948年,在我家屯子里,八路军宣传队教老百姓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哪,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哪……”屯子离长春很近,驻军每天都同前线往来。我们这边是解放区,那年我已上学读书,每天还能同八路军兵哥哥一起唱歌玩耍,过的是快乐无忧的生活。同长春城内来的难民小伙伴相比,这里真的是“明朗的天”。听这位小伙伴说,要不冒死爬出来就饿死在长春了。而当时,还有更多的长春难民出不来,在战乱和饥饿中挣扎着。国民党守军已成土匪,抢劫杀人,黑社会势力也借机作乱,发战争财。兵匪沆薤一气,百姓命如草芥。

  当年八路军的战略是把周围县村的国民党军队都赶到长春后,围起来不打。同时,切断四平通往长春的铁路,使蒋介石无法增援。蒋介石喊“空投”军火和物资,而八路军的高射炮封索了长春上空,发现飞机随时开炮,使空投无法顺利进行。天上地下,围点打援,当时的长春已经成了一座孤城,可以说败势已定。今天回忆这段历史,是让我们牢记先辈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艰辛历程,以及百姓在战争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珍爱今天的和平和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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