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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长春职官那些事儿(四)

时间:2018-02-27 09:39:28  来源:长春晚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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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长春衙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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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通判李金镛

  长春晚报记者 谷迪 通讯员 杨洪友

  在清代,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弹压地方”这一职能既包括对反抗朝廷的人民进行镇压,也有对犯法者和各股胡匪的清剿、缉捕。所以,官员的“捕务”能力和成绩,是重要考核标准。历任长春通判,其中有许多官员因为剿匪有功而被奖叙升赏,也有一些官员因为缉捕不力被参革或降级。我们以长春厅通判松鹤为主要事例,来看看那个时代长春厅官员的这项职能和对他们自身的影响。

  长春的社会治安,在道光末年时就已经很恶化。当时常有奉天省内股匪 “此拏彼窜”进入长春。为此,道光帝还要求吉林将军在冬天的时候派兵,在吉林厅、长春二厅与奉天接壤的边界“分段梭织巡缉”;而在其他季节,要由长春厅的捕役昼夜查缉。咸丰和同治年间,东北大地上,以马傻子为代表的农民军,风起云涌,扫荡着吉辽大地。直到光绪末年,盗贼此剿彼兴,民心难靖。当时从吉林将军到各府厅州县的官长,都把“缉捕盗犯,维护治安”作为重要任务,在这方面,长春厅理事通判松鹤是值得书写的。

  因缉盗有功而不断受赏

  松鹤为满洲镶红旗人,其出身为“翻译生员”。从现存的资料看,他于咸丰元年到任长春,同治四年撤职,担任长春厅通判长达14年,是目前已知任职时间最长的通判。他在长春十几年间,贡献还是非常大的,比如在咸丰七八年间,丈量了西夹荒,是制订长春西夹荒十甲、十一到十五甲“纳租报峻章程”的推动者和见证者;其任内长春经济繁荣,烟酒税增长到两万八千吊。吉林将军景纶曾说他“履任已久,办事认真”。松鹤任职之时,正是东北社会治安形势恶化之后,“地外边外”的长春厅更是“盗贼出没靡常”。多数村屯无力自保,再加上长春厅境内没有驻军,胡子进村抢劫为常事。面对这些盗贼,松鹤努力“饬役堵缉”,成绩很大。早在咸丰十年,就率领团练,拿获过薛八虎等5名“巨盗”,因此被保奏赏载蓝领。进入到同治年间,松鹤取得一项更加耀眼的功绩,就是捕到了“滚地雷王五”。

  “滚地雷王五”是东北农民军的头领,根据清代公文记载,他本是直隶宁河县的农民,父母早故,也没有“弟兄妻子”,而且“自幼赌博游荡,不务正业”。早在咸丰十年的春天,他就开始在朝阳县与白凌阿等地拦路抢劫;又纠同后来有名的农民军头领李维藩等40余人,在昌图厅到处抢劫,攻打过热闹街。后参加了朝阳县李凤翔的农民军,并与李凤翔有过对朝阳县城的劫牢行动。他们劈开狱门,放出监犯数百名,还焚烧衙门税局,在官府就已经挂号了。在李凤翔农民军失败后,王五更名为王玉,东躲西藏,但仍以抢劫度日。在同治二年九月,这位王五“人品大爆发”,他采用结盟的方式组建了一支约四五百人的队伍,还被大家推选为首领,齐秀、齐海、牛泳武、李维藩任副头目,用车拉运枪炮刀械,到处抢劫。影响最大的,是在同治二年十月,攻入昌图厅榆树台,“强抢五十余车财物,共有二千余家”。当时的清军候补佐领庆吉、候补骁骑校文楷,与梨树城分防照磨徐堂带着一百多名兵丁去弹压,结果官兵战死30多人,庆吉、文楷、徐棠3人也当场阵亡并被焚尸。在此场战斗胜利后,王五就进入到梨树城,“肆行讹索铺商钱文,随后就潜入长春厅属靠山屯等处”。

  在朝廷眼里,王五早已列为“逆匪”,奉天、吉林两省都调集了重兵对他进行围捕。根据史料记载,同治初年长春厅有练勇竟达千人,松鹤也带着大量练勇参加了对王五的围剿。最终王五所带人马在布尔图库边门(俗称半拉山门),“居民铺户不过十数家”的小村子与清军兵勇“接仗”并惨败,王五“见势蹙力穷”,只好 “单骑夜遁”,却被通判松鹤带领役勇一路紧跟,在长春厅牤牛沟地方“追至围住”并生擒之。随后王五被解往吉林省,经过审讯录供,即被正法。而曾与王五一同起事的齐秀、齐发等著名匪首,也在此之前,在长春厅的前林屯被练勇拿获。由此可见,长春厅的练勇战斗力是相当强的。因此次大功,松鹤又被奏保赏换花翎。

  在同治三年时,松鹤又再次立功。这次是对奉天窜入盗匪的缉拿。他率勇一共杀死格常汰等25人,并生擒了10人。这些人都多次劫掠乡民,杀毙练勇,抗官拒捕,朝廷给他们的定性是“罪应斩枭之犯”,官府对这些人的处置是很残忍的:被抓到的立即正法,而那些已经死的则被练勇们“戮尸”。吉林将军景纶对松鹤的表现很满意,专门上了奏折,表扬松鹤“缉捕勤奋,勇敢可嘉”,请求赏给松鹤“知府升衔”,应是在品衔上提高到与知府一样的从四品。吏部大员们商量后,松鹤,甚至比那些“寻常获盗例应送部引见者”的功劳还要大,甚至可以由督抚、将军“指定官阶保奏”,就是可以提职。但吏部认为,皇帝已经下旨,“寻常获盗例”这一政策停止了,虽然松鹤只是赏给知府升衔,与提职不同,但总体上还是与现行的政策不符,而且还要进京引见。

  而当时的形势,以马傻子、李维藩等为首的农民军,给吉林和奉天的官府造成极大的震慑和压力,当时更是需要人手的时候,景纶也需要松鹤这样的人为他卖命出力。同治三年六月,景纶再次就松鹤之事奏请说:“现值缉捕紧要之际,似未遽易生手”,而且“奏请升衔与指定官阶”还是有差距的,并不能共同按一个政策衡量,是不是可以先“赏给升衔,先换顶戴”,等地方治安好转,再让他去北京引见。这一请求得到了朝廷的同意。

  未按期缉获案犯而撤职

  松鹤此次没能离职赴部引见,也永远失去了升职的机会,此后不久他即因缉捕不力,被吉林将军皂保参奏革职。

  原来在同治二年七月间,长春厅徐学珠和李凤有等 有两伙土匪发生了纠纷并引发了“纠众仇杀”两方的大规模械斗,有二百多人参加,“互毙16人”,甚至还“毁尸灭迹”,这在今天也是个惊天大案。

  根据清例“凡仇杀至毙多命之案,无分首家犯从犯,但脱逃不即戈获者,将州县官革职,留于地方协缉”。松鹤在两年规定时间内,对首从各犯只缉拿到数人,首要分子依然在逃。

  吉林将军皂保对松鹤进行了参奏,说他身任地方,事先没有预防,又未能随时获犯,实在是“因循玩泄,庸劣无能”。松鹤被撤职,留在地方“协缉”。同治帝朱批同意,还说松鹤到期还不能完成任务,定要严惩。

  同治四年五月廿九日,松鹤黯然离职,由博霖接替了他。先是“办事认真”,后是“庸劣无能”,但多少军功也抵不上一件刑事案件,清代对职官考核之残酷性,可见一斑。

  惊心动魄的第二次保卫长春

  接下的日子,松鹤仍留在长春城,除了缉捕前文所说案中的罪犯,还在协助博霖清勦各路土匪。此后的第二次长春保卫战,又给他带来机会。

  同治四年八月,马傻子的农民军曾攻打过长春,到了十二月初,马傻子再率二千七八百名农民军盘踞在黑林镇,逼近长春厅。为“以防不虞”,松鹤一面带领团练堵剿,一面派出探役,四路打听农民军的消息。

  腊月初十日这天,暗探刘溎、王琢跑回来报告说,有“逆首”周泳、周富好、宋兴等3人,昨天晚上曾于长春城外四处观看,天亮的时候又来了4人,然后一齐“绕赴东南去省大路”,现在这些人正在库金堆屯潜伏休息。听此消息,松鹤决定亲自前往抓捕。为怕人多打草惊蛇,“转难擒获”,松鹤只带练总刘鸿恩和五六个散勇,“改装减从”,在当天晚上就直扑库金堆屯,一夜奔行了60里路,在天刚刚放亮时,就到达周泳等人的住处。周泳、周富好听到了动静跑了出来,还想抵抗,随即被生擒活捉。宋兴躲在室内,一看无路可逃,“闭门自缢身死”;其他五六名随从当场被杀,农民军派出的密探竟“无一脱漏”。 这场战斗中,松鹤虽然撤职,但也是一方要员,能亲自带队,冒着巨大的风险抓捕,可见其对此是极为重视的,也展示了他的胆识。双方人数基本相同,从前期战术布置,到快速行动,以及一边倒的结局,也可见松鹤领导能力是极强的。

  通过审讯,松鹤得知周泳竟是当时的“著名大逆”周荣,他曾与马傻子“盘踞昌图等处,劫狱戕官”,被官府定性为“首恶元凶”,早就被列为通缉对象。周荣还供称,他们盘踞在黑林镇,是准备“先图省会(吉林),次及各城,民心一惶,不攻可定”。可以说,能得到这样珍贵的情报,松鹤是立有首功的。松鹤等人立即将情况报给吉林将军德英。德英除下令给博霖和松鹤,将周荣等“正法枭示”,又要求大规模添募壮勇,实行“以操为防,以防待剿”的政策;还让佐领永德带着分防南山的马队100名前赴长春,由已经驻在长春城内的佐领穆克德布“统带堵剿”,以便于“兵力稍厚”时,对农民军展开进攻。但还没有等到清军出击,大约是在春节之前搞到一笔钱财,也可能是看到长春城不如吉林城那样防守严密,在十二月十八这天,“马傻子等率众二千七八百名”,扑向长春,并在巳刻到达进攻。关于这次战斗,民国时的《长春县志》曾有详细记载,但其时间记为腊月二十八日,相比吉林将军的奏折,《长春县志》应是错记日期。

  《县志》还记载,农民军在进攻长春城时,以刘鸿恩、朱琛等为代表的长春绅商发挥了中流抵柱的作用,而丝毫不提及长春厅官府和清军。

  吉林将军德英的奏折则说,这次战斗的最后胜利则归功于官府和守军,而且奏折中对战斗有着比较精彩的书写。

  从奏报中看,松鹤等人面对农民军,即“督饬兵勇,竭力堵御,并在各门拨兵迎击”;农民军在发第一次进攻之后,清军即“整队冲出”,参领凌升“闯入贼队,使贼披靡”;双方还互相以炮轰击;具体到战术上,因为农民军人数过多,清军“不敢深压,仅在街口附近竭力攻剿”。这场战斗持续到下午四五点,农民军被击杀180多人,还有17名伤员被清军马队抓住。

  对于长春城内民人,德英只说,各街铺民在看到官兵获胜之后,胆气倍加,都“手执农具门栓,前来助阵”。在傍晚时分,看到长春城内“兵役愈出愈多,贼势少怯”,向长春城东北的小河隆地方退去,长春之战结束。是役,官兵和役勇阵亡8名,其中包括一名参领。

  在这次战斗中,松鹤仍是一个核心的挥指者。德英的奏折和《长春县志》编修者的立场不同,都强调了所在阶级的作用。总的来说,长春城能得以幸免,既有驻守官兵和勇役的功劳,也有朱琛等长春士绅和普通民众的贡献,是全城人民共同抵抗的结果。事后,松鹤、博林,以及刘鸿恩、朱琛等都受到奖叙。其中博霖赏戴花翎,并因此调署伯都纳厅任抚民同知,官升一级。松鹤则是“带练剿贼,甚知愧奋斗,屡著战功”,再加上长春厅士绅的保举和呼吁,“民情爱戴”,同治五年三月,德英二次上奏,请将松鹤应开复原官,以便办理善后防剿事宜,并在松将欠缴的烟酒税款补齐后,即可原缺补用。但只在四个月后,同治五年七月六日,松鹤即病故,身后竟无一子女,还欠下巨额税债,被要求用财产抵还。从历史角度看,松鹤参与了对农民军的镇压,但他保护长春厅城不破,让城内绅民百姓免受劫掠,客观上发挥了保护长春城的经济与社会的作用。

  长春厅其他通判的剿匪与奖叙

  在咸同时代,特别是马傻子农民军举事之后,“剿匪”成为东北各级官府的主要工作。朝廷为了鼓励地方清剿土匪,也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还发布过文件,规定凡是能抓到或杀掉那些“劫盗屡犯巨案,久拿未获,负隅抗拒者”的官员,都能得到保举,或升职,或加品衔。长春厅历任通判、知府除了松鹤,还曾有多人都因此受到奖叙和保举,比如长春厅通判长青,在同治十二年,因抓到了当时流窜奉吉黑三省,烧杀抢掠,屡犯巨案的著名匪首李万银而“赏戴五品花翎”。

  这种政策虽然发挥了作用,但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即使其他能力不足,但捕务上有成就,也就意味仕途有望。比如萨尼扬阿,曾前后四次四出长春厅理事通判,也曾因抓到数名盗匪而赏戴花翎,最后因为“才欠练达,难任繁巨之任”而被铭安送回吏部。

  另一方面,一些官员几年的辛勤工作,还不如抓到几名巨盗,能换晋级的机会,这就使地方官员从事民生工作的积极性受到制约。比如,长春历史上有名的通判李金镛,到长春后,建书院,重农事,清词讼,特别是改变了长春官场风气。但他能升职的主要原因,是其在长春任职的二年多,“首先拿获盗匪苗青山、徐士铎”等9名,协助他人抓获李广、赵连科等共15名罪犯。

  吉林将军希元上奏说,李金镛“实心讲求捕务,历获著名大盗,地方得以安谧,询属异常出力”,按朝廷的相关标准应该进行奖励,即“将委用知府李金镛俟补缺后,以道员用”,用现在的话来说,即只要转为实职正处,就有了厅长的级别。

  希元是非常欣赏李金镛的,但他也只能借助这一政策,给李金镛争取到晋升机会,这反映出清代任命官员的不科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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