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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长春职官那些事儿(三)

时间:2018-02-27 09:33:07  来源:长春晚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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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厅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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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时期是长春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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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通志》和《长春县志》

  长春晚报记者 谷迪 通讯员 杨洪友

  长春厅设立之初,通判的主要职能“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命盗案件”,而评定其是否合格的就是“长于折狱”。长春厅最初居民只有2000多户,所以吉林将军都认为长春这里是比较好管理的。但现实形势并不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词讼与命盗案件不断增加,就让来看看长春厅通判们因民刑案件处理不当而被惩处的例子,对当时长春厅的讼案和处理机制有所了解。

  长春厅何以多讼案

  长春厅成立后的几十年间,讼案是比较多的,一是最早来到长春的流民,都是在关内无法生存的穷苦贫民,闯关东对他们来说,就是用性命在赌人生;再加上长春这片地方十几年无人约束,没有法律概念。用清朝官方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愍不畏法”。

  二是这些创业者们先天性格如此。《满州三省志》就记载清朝的长春人“民性精暴刚强”。吉林将军希元曾在给光绪的奏折中说长春厅民“睚眦即肇衅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流行的那句“你瞅啥?” “瞅你咋的!”然后两方一言不合即动手,殴斗甚至命案发生。

  三是当时存在着争端的根源,就是土地。长春流民最初的土地开发是很随意的,加上土地的转包、撂荒之后的他人再复垦,土地之间“界线牵混,顷亩不清”,而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生命,为争夺地权发生争执而闹出人命的事件屡次出现。长春厅成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到道光初年人口达5万余人,20余年,人口增加了5倍左右,“厅属户口既盛,良莠难齐”“民户倍增,词讼冗繁”,再加上厅民多好词讼,于是各类案件较多。希元就任吉林将军时,就明确说过“访知长春一厅,案牍最繁,号称难治,体察久之,今乃益信”。

  长春形势的变化,给长春厅的官员带来巨大压力,一是当时长春南北达300里,当命案发生时,正印官要亲自去勘验, 如果一个月内有几宗命案,通判就不用呆在衙署里处理其他公务了。还有一部分通判因为能力不足,懈怠公务,在处理词讼上“履职不力”,或发生错案,直接被参奏免职。

  福纳审断“多乖谬谬”

  嘉庆二十年,长春厅事理通判六雅图因病提出辞官解任。当时的吉林将军富俊向朝廷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要求派一名得力人员前来接任。

  第二年,吏部派来接替六雅图的人,叫福纳,满洲镶黄旗人,在一些清代公文里,也写作富纳。富俊对福纳的评价只是“尚属中才”,所以在因公接见福纳中,富俊都要详细叮嘱几句,比如遇到讼案,要随到随结,不能积压等等。

  最初几年,福纳还是比较称职的,长春厅自己的案件,以及因为“钱债细故”跑到省城上控,又被发回长春审办的案件,都没有发生过贻误,但到了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以后,福纳开始不理公事,大量案件久拖不办,“讯断不公”的案子也层出不穷,大量案件当事人都前往吉林将军衙署 “翻控”,将军衙门不得不对这些错案“驳审改正”,富俊认为福纳已经是“昏聩糊涂”。

  到嘉庆二十五年,福纳的“溺职”行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出现更多的问题,尤其是“沉湎夜饮”,第二天中午才起床吃早饭,随后料理公事的时间也不过是“申酉数刻”,案件不能得以及时处理。

  在当时,凡是涉案人员,不管是原告、被告,甚至是证人,都会被传到案,不像今天的司法审判,会确定好开庭日期。那些居住偏远的人只好到衙门所在地住下随时候讯,“一经被牵连,车马盘费不赀”,许多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于是很多人抗拒传唤,官府反过来又要“守候追比,累月穷年”。福纳的案件积压,导致民怨沸腾。吉林将军富俊一生“清慎公勤,克尽厥职”,对下属要求很严,即以福纳断讼审案“多乖谬谬”、“贻误地方”上奏将其革职,由满洲正白旗人那灵泰接任。那灵泰曾两次任职长春,在道光四年,曾因查管流民不力而受到处分,第二次任职长春后,升为盛京刑部员外郎。

  博尔豁等人失察被降调

  在道光六年,为安置流民,朝廷解除了对长春厅的封禁,于是才有了第二年农安等处的合法招垦,这也意味着长春厅的通判职能,从原来限制流民进入,向引导和管理流民这一方向转变。土地政策的变化,随之是大量人口进入长春,各类案件也更多。我们能看到的清代公文中,因为审断案件发生错误被处分的官员,在道光年间是最多的。在道光十三年时,甚至因为一个陈年旧案,连续3任通判被降调,这就是长春厅的“捐职土豪”齐宪表案。 齐宪表是顺天府人,是当地的耆老,后迁居长春。在明清时期,耆老有八品或九品的品级,可以“听一里之讼”,“果决是非”,在地方有一定的仲裁、调解、裁量和审判权力。到长春后,齐宪表和官方交往很是密切,身着官服,四处招摇,经常插手地方公事。道光十一年,他被长春厅民妇邓王氏呈控,并揭开了他的真实面目,也让3任长春厅官员受到处分。

  当时长春厅邓金福一家,其骡马被杜二毛等人盗去,邓金祥怀疑是一名叫薛会平的人干的,就到厅署控告。薛会平就委托齐宪表到厅衙署里打探消息。这时又有长春厅一名衙役向邓家说,只要拿出一定的钱财,就让这个案子了结,于是又生出一桩诈财案,邓金福前往北京到步兵统领衙门去告状。在路中,邓金福又遇到了民人高泳太,他前往北京呈告齐宪表指使他人霸占高家的房产。两人闲聊时,邓金福说到薛会平曾托齐宪表探听案情,高泳太就随口说,齐宪表曾窝藏过盗买邓家骡马的人,还贿买赃物,于是邓金福到北京后,就将齐宪表一起控告了。后来官方认为邓高二人都是诬告,并将二人判刑。真正的盗犯杜二毛后来被捕到,在吉林将军衙门由刑司审问时,竟被错放。这次邓金福弟弟邓金祥的妻子邓王氏听说邓金福和她的老公都在狱中受刑,就再次前往北京,控告吉林省“官盗交结、严刑陷害”。

  因为事关“官盗交结”,这个案子直接惊动了道光帝,要求吉林将军 “秉公研讯,务得确情”。虽然最后齐宪表并没有上述罪行,但却查出齐宪表“私戴金顶”。原来齐宪表耆老一职,早在道光九年二月,就因为“演耕不至”而被斥革,但他在长春却隐匿了自己的历史,仍就戴着官帽官服,自称“职官”。齐宪表私戴金顶之罪,与假冒官员罪名相同,被追究立案,“照律拟杖徒”。 受齐宪表影响,长春厅通判也受到处分。从道光九年二月齐宪表被革职起,到道光十一年十一月齐宪表提讯到省,这期间长春厅曾有三任通判:博尔豁、那灵泰和禧淳。这三人对齐宪表的虚假身份并没有产生过怀疑,也没有向顺天府发文进行核对。而齐宪表案发时,博尔豁已经补授伯都纳厅同知,那灵泰也升任盛天刑部员外郎,后升任郎中,禧淳则离任在家。但道光帝仍旧下令,要求吏部对这3个人的失察行为进行议处,最后吉林将军上奏,对他们给予了 “降一级调用”的惩处。

  在清代,降级使用,分为多个档级,比如降一级留任、降一级革职等等,这还保证原有的职务基本不变,可是“降一级调任”,是个很严厉的处罚,如果没奖叙做抵消,只能将自身原有的品级下调,职务也直接下调,道理和今天许多官员因为违纪从厅级降到处级相似。这3个人中,禧淳在道光元年时,曾因成绩突出增加一级,这次两者就抵消了。

  博尔豁在道光十三年十一月时,曾“事后捐加一级”,但因为是事后,所以不准抵消。

  邓家失窃案发生在博尔豁任内,博尔豁没有及时审明案子,导致以后生出许多枝节,将由吏部议处。而那灵泰什么也没有,于是这两个人在“任内降级调任”。那灵泰从正五品降到从五品,职务从盛京刑部郎中降到盛京刑部员外郎,多年的辛苦因为一件案子付诸东流。通过这个案子,可见当时的责任倒查制度还是相当严厉的。

  常存虚报办案方式被革职

  常存,《吉林通志》和《长春县志》都没有他的记载,从档案史料推断,他应该是在道光十二年就来到长春任通判。导致常存免职的案件就是一件因争夺土地而发生的命案。

  长春厅民人李元魁在长春厅哈拉海城租领了一片荒田,这块荒田与长春厅的差役金斌家的田土相连,但两家土地界限不清。道光十三年开春种地时,李元魁硬说金斌家的一块荒地属于自己,还不让金斌家的租户耕种。于是金斌和他的弟弟金焕,还有张亮等帮手前往理论,双方随即发生口角并动起手来。李元魁受到多人的殴打,他在反抗过程中,被张亮用朴刀枪刺入左胸而当场死亡。因为张亮是帮哥哥金斌出头,金焕只好“顶凶投首”,说人是自己杀的。

  当时金斌是长春厅衙署里的代书,即平时为人抄写状纸营利,算是官府内的人。他为了开脱自己参与殴斗,可能是串通了仵作。仵作杜洪川“相验伤痕”时,认为只是一刀致命,身上其他的红肿之处只是尸变而已,并无事先殴打。常存应该是初到长春不久,这个案子是他最早承办的人命案,“初经相验,辨认不清”,就在验尸报告上签字。

  李元魁的爸爸李瑞后来听到消息,说是“金斌率众谋杀”,并私自开棺查看,发现李元魁身上负伤多处,随后不断进行控告。因为受伤数量多,就证明曾有多人参与,是“金斌率众谋杀”的证据。结果常存又带另一个仵作开棺再检,这次查出死者身上有6处伤,而且对金斌也进行了审讯,得知张亮是真正的凶手。

  金斌熟悉法律,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当他听说李瑞曾私自开棺时,就翻案说,李元魁身上的伤,是李瑞私下开棺伪造的。为此,常存只能从吉林调来仵作王兆,进行第三次开棺检验伤痕。这时尸体已经腐烂,只能“蒸验”才能发现真相。

  “蒸验”的说法来自于宋慈所著《洗冤集录》,方式是把死尸上的肉剔除,将骨洗净,用酒、醋熏蒸,以检验死者身上的伤痕,是生前留下的还是死后留下的。蒸验被视为“犹如活受凌迟,其惨毒较戮尸为更甚”,不到万不得已,官员是不会使用的。常存提出的这种方式,还需要尸亲同意,当时李瑞正在生病,常存就强迫李元魁的弟弟出具了同意蒸验的甘结,随后的蒸验,确定死者除了刀伤,还有棒伤7处。常存当然知道这种方式是不对的,为了逃避惩处,他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只是含糊地说了过程,报称是二次勘验,而且改“蒸验”为“刷验”。

  一气之下,李瑞到北京,控告常存“谋杀正凶,不为究办;无辜被害,复遭蒸检”,这样一来,李元魁一案也惊动了朝堂。

  道光十四年五月,道光帝下旨给吉林将军保昌必须亲自提审“全案人证,悉心研鞫,秉公严审”,要看看常存有无“听嘱故出情弊”,即调查他是否因有人说情,故意放纵真凶。接任的吉林将军祥康讯明案情,并在第二年十月奏报了案情。还把常存革职,提调到吉林“归案审讯”,但吉林将军还是为常存做了开脱,说他在勘验时,辨认不清,造成了审断不明; “规避处分”才将蒸检说刷验,没有徇私舞弊的事情。相关人犯张亮罪名成立,处以秋后绞刑,金斌处以杖徒之刑。

  虽然常存被提省讯办,但吉林将军并没有给他太大的处分,在道光十七年,长春城内商人与蒙古王公树立《众商房基纳租章程碑》时,在碑文的落款中还有常存,因为议定“房基纳租”时,他还在任。由此可见,他被革职之后仍旧留在吉林省并参与了部分行政事务。回过头来看这个案子,金斌任差多年,在衙门中上下都很熟悉,他应该是买通了仵作杜洪川才在首次“相验伤痕”得到了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后来这位仵作因验看不实,被认为有“听嘱减伤情弊”,处于杖刑八十。

  对常存来说,他刚刚上任,没有人命案的勘验经验,又听不到实情,完全被架空,说明其履职能力不足。从历史上看,那些关于善于断案的青天,如宋慈等,首先是个法医学家。而常存最多只是个大理寺少卿,实践经验太少,只能依靠役吏。光绪初年吉林将军铭安就评论过吉林省通判、同知,说他们“历练未深”,一切都要“假于幕友丁胥之手”。在道光年间,除了上述还有几个例子,其中,道光二十九年的文全因“审办重案草率”,被认为 “实非寻常粗踈可比”被革职。

  在当时,官员不能适应自己岗位的情况是很常见的。直到铭安就任吉林将军,改革官制,从地方开始选任各厅的官员,这些人在吉林将军衙署或行营发审处,长期从事案件的审断,具有丰富的经验。从光绪八年长春改为抚民通判后,长春再也没出现过因为审办词讼而被免职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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