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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运动前后的长春时局 (一)

时间:2018-01-11 16:36:28  来源:长春晚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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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长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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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发行的南满铁路债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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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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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长春府。

  长春晚报记者 谷迪 通讯员 杨洪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这场伟大革命的冲击之下,清朝逐渐灭亡,中华民国建立。在这场革命震荡之中的长春,经历了怎样的变革……

  辛亥革命期间 长春官僚表现各异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长春人听到“武昌失守,京、汉、津戒严各惊耗后”,人心异常惶恐。就如今天一样,一旦有事发生,最先做出反应的就是股票、金融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长春金融市场就产生了反响,各商铺抛售官帖,回收现银以及羌贴,或者是购入货物。银价随之大涨,每两要官贴五吊八九百之多,羌帖涨至五吊二百。如此之下,整个吉林省的官帖“在商界信用渐薄”,“碍难行使”,如果有人持官帖购买商品,一般会被商家“婉词拒绝”,是不售货给来者的。当时的长春城乡“人民大形惊慌”,而具谣言四起,比如说南京、开封也被革命党攻下,市面更加惊恐了。至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晚,各处汇兑竟至不通。及至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官帖已是无人过问,也无法进入银市进行交易,“几成废纸”。各商铺都是异常焦灼,想方设法地“回收银货”。

  当时的长春设有银市,“系以俄票为准,每月三结帐”。平时银市每日交易量不过50万羌帖,但听到武昌起义事件后,银市每天交易量暴增,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及增至六十万,二十三日(10月14日)增至七十万,二十四日(10月15日)这天,竟高达170万,3天时间增长了300%左右,可见当时社会的惶恐程度。除了官帖,大清银行在长春开设的分号,也受到挤兑,各国商户皆持大清纸币,赴该行换取现银。短短一周的时间,兑出现钱达20万两白银左右。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给商民等以安定的感觉,奉天造币分厂每天加班加点铸造小洋达五万元,“以济市面”。在全东北各城镇,长春和营口是当时东北的两大金融中心,而挤兑最猛烈的,也是这两个城市。到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天津、奉天“来电发表,长春市场听到南京、开封并没有被革命党占领,长春市场才‘稍稍活动’,长春的大清银行分号才‘始获清闲’”。

  这时的东北地区各级官署,也是一切惊慌。起义发生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好巡阅吉江两省,“未暇遍阅”,即在二十四日(10月15日)早六点,从哈市坐火车一路南下,在长春直接换车前往奉天。回到奉天后,他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并派人至上海、北京等地打探消息,还封禁了最先发布起义消息的《大中公报》。此后他用缓兵之计,驱逐了革命党力量,并极力主张成立奉天保安会,作为维护清朝统治镇压革命的工具。

  在吉林,巡抚陈昭常也采取措施,下令驻长春、哈尔滨、延吉、珲春的四路兵备道“亦应防患于未然,仰即密饬所属府厅州县,督饬游巡队以及正备兵,严密防范。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盘诘,若得乱党确据,讯明请示核办。”长春知府何厚琦面对惊慌的人们,只能贴出告示说:“武昌失守固为不虚,而各报所传之开封失守、保定亦危、京师戒严,并未奉到明文,实属子虚”。他还要求士、农、工、商各界都要照常守业,不要大惊小怪;并威吓说,再有人传造谣言,以乱人心,如果查出,立即从重惩办。

  当时的长春巡警局警务长康槩正乡下“整顿常预两警”,听到武昌起义“各省戒严”的消息,唯恐“城厢地面人心慌惧”,土匪借机生事,于是事情还没办完,就折返长春,对城内加强巡查。因为银价涨高,银市吃紧,“各粮商相率高抬粮价”,小米每斗涨至八吊多,粳米每斗竟值十五吊多。为了平定粮价,何厚琦又下令,自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开始,“禁止运粮出境。”

  驻长春的西南路道孟秉初也非常焦虑,立即下令刷印许多“各地安靖实信、传单”,派差役按户分送;针对停止的“俄币银市”,又下令开办;还规定,凡是官银号不能换付的四万五千两银票,“由大清银行代为垫换”,几条措施下来,长春市面才有所安静。

  清朝末年的东北革命力量,相对来说,只有奉天的强大一些,其中以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奉天进行过驱赵运动并谋求奉天独立,奉天省各地的革命党人曾多次组织起义,但被反动势力所绞杀,多人牺牲。而吉林和黑龙江的革命势力,则是人单势孤,力量不足,根本没法形成浩大的革命声势。

  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首的东三省官僚体系,牢牢地掌握了东北政权,控制了时局。清朝在地方的大员也知道,在时势动荡之时,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保持军队的稳定,并能成为镇压革命的主要力量。当武昌起义消息传来,第三镇陆军的兵士就被限制“与他处交通函电”。随后 ,当时的统制陆子嘉立即传谕各营,“厉兵秣马,预备前往救援”。随着南方多省独立,南方省份形势的恶化,第三镇接到调令前往南方。于是吉林西南路道孟宪彝出面与南满铁路公司进行沟通交涉,准备好车厢,先运兵南下到昌图一带,“暂为驻扎”。

  根据长春市档案馆的清代档案记载,为了运送第三镇士兵军械子弹,孟宪彝与满铁公司联系,就运兵的时间、车次、票价等问题进行过多次的沟通和交涉。在运兵问题上,满铁方面是给予支持的,看不到任何的刁难和阻挠。

  为填补第三镇离开长春后的城防空虚,曹锟与何太守商议,就地“添招兵队,并采买马匹,以安人心而维治安”。九月初,第三镇开始调离,其中大部分计划于九月初十,由长起程前赴奉天的新民驻防。根据档案和媒体记载,仅在初十、十一两天,由南满铁路商配备货车35辆,载走炮队200人、大炮12门、马400匹,两天运走官兵2880人。九月二十七日,第三镇接到了袁世凯的命令,要求再将所有士兵调往奉天,接替前往南方镇压革命的驻奉军队。虽然官长们对三镇官兵进行了消息封锁,可是仍有部分官兵知道了一些事情真相。比如三镇马队标统黎元达,在九月二十八日上午赴统制署开会,在路上遇邮差送到信件,“即时拆阅”。等会议结束后,这位标统却没有回营,而是“自行逃走”,还带走了一名护兵马弁和一名排长。

  十月初四,三镇留在长春的兵力包括镇署开始离开,南岭兵营暂由长春府接管, “长春各界人士无不惴惴恐惧。缘虑本地胡匪乘间隙发扰乱治安”,于是何子璋又让长春商务总会招募兵丁,办理商团,规定各商号出兵一名,并发给每家商号快枪一支、子弹四匣。如商号没有合适的伙记,就要拿出6两银子,“另行招雇”。在长春警界,由于官帖贬值,物价大涨,许多警察一月所得,根本无法“养赡家室”。为了稳定队伍,镇压人民,警务长康懦夫禀请从十月初一起,城巡的工资,每月加银一两,乡巡每月加钱五吊;同时为强化力量;还建议长春城内五大警察区,每区增招巡警20名。但这些力量还是不能满足长春城防需要,随后驻吉林的陆军第二十三镇第四十六标协统裴其勋统带兵队来到长春驻防;此后又有祥统领应孟宪彝之请,带马步队兵两营从吉林来到长春。

  仅有军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政权体系来掌握时局,以防朝廷内部出现问题。九月二十五(11月15日),赵尔巽给吉林巡抚陈发来电报,要求吉林也成立“民国保安公会”。第二天,陈昭常就召集省城各界商量此事,这一主张得到了旧势力的极力支持,但受到思想先进的学界反对,可是学界也没有力量阻止这一动议的最后落实。吉林保安公会成立,吉林省各府州县也开始成立这一组织。实际上,在成立保安会上,长春府要比吉林还要早。而且会长、副会长一职也几经变化。

  早在九月二十三(11月13日),长春城内的绅学官商各界,就在自治公所开会,吉林西南路道孟宪彝发表了演说。他认为,现在各界之所以惊慌,是因为害怕城外的胡匪“乘隙滋事”,所以应该预筹防御的方法,“莫如效奉省设立保安会,藉以维持一切”。这一倡议得到了各界的赞成,并议决“商家、民户各出年力强壮者一人”,组建保安会,办公地点就设在马号门外同善堂院内,并选举孟宪彝为正会长、曹锟为副会长。但孟宪彝对于会长一职,以“政务纷繁”为由,“决意不允”,于是大家又选举长春府知府何子璋为会长。但两天后的二十五日,奉天公署给长春发来发电报,要求会长一职必须由孟宪彝担任。而且陆军第三镇即将离开长春,曹锟也表明自己不能担任相关职务。于是这天晚上八时,长春城各界连夜开会选出了新的保安会领导机构。

  9月26日下午3点,在孟宪彝召集下,长春绅、商、医、学各界在商埠巡警公所召开了保安会大会,“商议一切条规”,议定了保安会关防用词,即“吉林长春府国民保安会关防”。这样,长春保安会开始运作。当时议定,由孟宪彝任正会长,知府何子璋和长春有名的士绅、学务总董毕维垣为副会长,城议事会议长薛荫堂和府自治筹办公所所董张维周任总参议;女学堂筹备员董耕云为副参议;领导机构下设参议数学十余人,均是长春的各局所学堂首领和商界有名的商人;大会还议定以商埠巡警公所为办事处。这一机构的人员后来又发生过变化,但基本上是以上述人员为主。

  保安会成立后,随即招募商团160人,并由徐秀亭、齐丙恒、范顺、王德胜、张荫棠等人“分赴四乡”广泛筹办,“添设分团”,派人前往教练,以便清乡之用。此后,长春各乡的乡团和预备巡警,都隶属于长春府保安分会。保安分会名义上是为防止胡匪侵扰,但其实质,是旧式政权的另一种体现方式,是维持清朝统治镇压革命党人的有效力量,完全是反动的,也标志清朝官僚和立宪派在吉林省的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另一方面,这一组织的成立,对于安定长春的人心客观上也发挥了作用,“银价遂即低落”,商民们都说,这是“保安会维持之力”。直到中华民国成立,长春保安会还仍旧存在。

  长春地处交通要道,清日俄三种势力都在此投入了重要军事力量,进入到十月、十一月,长春的势力表面上看起来平静,但人仍是“民心恟恟,大有不安其堵之态”,特别是受武昌起义影响和清朝统治的衰弱,长春各乡“民人辄不服地方官命令,抗捐滋扰,时有所闻”;甚至还发生了长岭县的十三甲地界人民“因抗捐聚众暴动”事件,乡民聚众来到长春府属的小双城堡,将该处的清赋分卡捣毁,把四名员司扣押起来;甚至“传闻该处聚众已及三千余人,群情蠢动,弹压不住”的情形,急得何厚琦立即派人去调查安抚。

  在官员阶层,长春任职的官员,绝大多数人都是南方人,因“时势不靖”,他们早早就把家眷送回故里。西南路道孟宪彝是直隶永清人,他的家小“亦早有意南归”,但如果这么做,会更让周边的人失去信心,怀疑时势,后经孟宪彝“竭力劝慰,眷属旋里之说已作罢论”,可是商埠巡警局的科长们却不用顾忌这些影响,公开地将家属送回故里,这也看出当时“风声更急,人心更属惶恐”。而金融的动荡,从武昌战事传到长春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平稳过。到了十月、十一月,虽然有南北议和之说,但“官帖、钞票其价值日见跌落”,“经商各户因之赔累不堪” ,而那些“用官帖为卖买之商铺,几乎全行闭歇”,在长春经商的外国商人,“所受影响亦不浅”。以至于长春知府何厚琦隔上几天就发布消息和布告,说“官帖局、官银号断无关闭之虞,尔商民人等其毋恐”、大宗现银正在运到长春等一些安慰的语言。

  南方是战火连天,奉天各地也发生数起暴动,可是驻吉林西南路道和长春府的各种行政事务,仍旧按计划操办,受到战事的影响并不大。比如,在九、十两月,长春府花大力气开展自治选举,筹建了府镇二级自治;还在九月之初十、十一、十二三天,完成了府议事会议员选举的投票工作,并在十月初成立了长春府议事会;长春商埠建设,也在西南路道孟宪彝的大力组织推动下,官商各界集股,成立兴业公司,在商埠地负建设平康里,以便为商埠地拉来人气。平康里在一个月时间就得到建成,长春老城内的妓馆一律迁移到这里。随后,兴业公司又开设了商燕春茶园,从奉天“聘定坤角小四宝、金玉凤、九思红等多名”来长开演。十一月二十日,又一名为“咏春茶园” 落子园在长春开业,还在长春各妓馆请到善于歌唱者,准备在开演时,“轮派开演大鼓、西皮、二簧、时调”。两大茶园开业后,整个长春商埠之内,各地有名的“坤角纷纷来长”,“一时灯火弦歌,殆尤是太平之景象”,可谓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请继续关注辛亥革命运动前后的长春时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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