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长春概览 > 认识长春 > 沿革纪略

长春的起源发展和变化

时间:2017-08-02 15:53:05  来源:长春地情网  作者:

            现代长春这个地方,从远古起就有先民在松花江、伊通河与饮马河流域从事渔猎和耕作。20世纪以来,发现的大量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榆树人”化石,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距今两千多年以前,大约相当于我国中原的秦汉时期,北方的肃慎族在这里生活过。唐帝国兴起以后,策封棘竭族的首领为渤海郡王,渤海国有过相当发达的民族文化与对外交往。10世纪以前,契丹族取代了渤海国,建立了辽帝国,并在现在的农安建立了著名的黄龙府。12世纪,代之而起的是女真族的金帝国。这两个北方民族的国家,都曾经进入中原,用兵于长城以南,甚至长江流域。1234年,蒙古灭亡了金帝国,后来统一了中国,成为元帝国。在元帝国统治时期,长春属辽阳行省开元路。蒙古王朝的统治,被农民起义推翻,元帝国武装力量的主要残部,败退到东北。

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友德为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伐。”同年六月丁未,由于纳哈出的投降而结束了这场战争。“初,纳哈出分兵为三营:一日榆林深处,一日养鹅庄,一日龙安一秃河。”其中的“龙安”即今农安,“一秃河”即伊通河。当时投降的纳哈出部下“二十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

平定东北以后的明帝国,设立了奴儿干都司,在现今的长春地区设置了隶属于奴儿干都司的亦东河卫和亦迷河卫,地址就是现在的伊通河与饮马河流域。

明帝国虽然在现在的长春附近设立了军政机构,但并没有去改变原有的民族居住状况。从十一二世纪蒙古族由西北向东南移居开始,直到17世纪中叶为止,虽蒙古族之间有过相互争夺,但一直是蒙古族游牧的地方。

当满族势力在东北兴起时,蒙古族郭尔罗斯部的一支就在1633年归附了清帝国并且参加反明战争,因此其部族的首领在1636年被封为札萨克辅国公。所以,在长春设治以前,这里是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辅国公的封地。

清军于1644年人关以后,着手修筑东北的柳条边(简称柳边,或称柳条边墙、条子边等)。到1661年,大体完成了西起山海关附近,北至威远堡边门,东南经凤凰城直到黄海海岸的边墙(通称盛京边墙)。约在1670年至1681年的康熙朝初年,继续从威远堡边门附近,开始向东北方向修筑一条长约六百清里的边墙。它的终点是法特哈边门以东的亮子山(今舒兰县法特乡)。为区别于前述的顺治年间完成的盛京边墙,所以通称后者为新边,前者为老边。新边共有四座边门,自其中南起的第三座边门易屯门(即伊通边门,位于伊通河左岸,今新立城水库库区内)起,直到第二松花江左岸止,都在现在的长春地区境内。

清军人关以后,东北人口趋于减少,清王朝因此一度采取过招民垦种的政策。但为时不久,就转入了封禁时期。修筑柳条边的目的,就在于实行封禁,划定奉天(盛京)、吉林两将军的辖区和蒙古王公领地的界限。清王朝推行封禁政策也是为了达到保护关外陵寝(永陵、福陵、昭陵),保护皇家围场和东北贡品(主要是人参、貂皮、东珠、鹿茸等)资源,防止各族人民流动迁徙,以保护满族的骑射尚武和语言风俗的目的。

经过修筑清代的柳条边,进一步明确了现在长春市,以及农安、德惠两县的部分乡镇都处于边外(新边以西),是属于郭尔罗斯前旗的土地。

清军人关并在北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后,为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从顺治朝开始就不断地有一批批罪犯以及家属被流放到东北。当时流放的地点很多,其中也包括了柳条边沿边的各个门、台。旧志中有:有流人居边门,父子葺破屋以栖。尝大雪,老者僵卧,其子晕绝尸旁。……询所苦,知初从关内来者。由此可知,三百多年以前已有清代流人到达这里。但在清初,流人的批量还是比较小的。

到了康熙朝,郑成功的继承者遭到清帝国的镇压,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的叛乱也被平定了。因此,就有了大批的反叛官员、军人及其家属、近亲被押送到东北。其中包括闽、粤、浙、鲁等沿海省份和滇、黔、湘、桂等省的民人。

由于清代文献没有全面记录有关上述的史实,所以现在想要详细查明当时隋况已相当困难。但是可以知道这些流人络绎于道,数年不绝。说明了这是大批的流人,人数众多。“……为罗刹之乱,关外遍设军台,饬是等流人分守各台,称为台丁。其后拨与田地,令耕种自给。……故沿柳条边墙,沿嫩江以北,俱有台丁踪迹。”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家属)被编入旗籍,“与披甲人为奴”,就是做八旗兵的奴隶,从事耕种、放牧、修边等种种繁重的劳动,没有人身自由,子弟不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能进入仕途,不能有私产,稍有越轨就被处以严酷的刑罚。因此直至晚清,“二百数十年,侮辱困穷,直是无告之民族。”

明代末期,长春地区并不是完全没有汉族居民,但为数甚少,只有极少数的村落。因此,康熙二十年(1681)以后到达此地的流人,是柳条边新边沿边地带最早的开发者,也是长春地区(除榆树县)最早的开发者。他们带来了我国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于长春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当明清交替的年代,沙皇俄国的势力趁机伸展到了黑龙江上游的我国北部边境地区。顺治十五年(1658)在吉林设船厂建造水师船舰;康熙十五年(1676)“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舰四十余艘……。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樯。日习水战,以备老羌。”在平定了“三藩”之后的1682年春,康熙皇帝东巡到达船厂和大乌喇村等地,开始筹划反击侵略者的边境战争。

1683年春,康熙皇帝下令考察辽河的航运办法,派遣“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等,自伊屯门、伊尔门河口,验视水势。”经过实地调查,瓦礼祜报告:“伊屯河可行三丈五尺之船。吉林地方伐木造船百艘,由伊屯河运米松花江。于伊屯门、伊屯口筑仓收贮。”康熙皇帝还对河上的设仓地点一等色屯(邓子村),运船的形式,配备水手与押运兵丁,沿途的护送分工等一系列细节发布过上谕。最后确定,从等色屯到伊屯门之间的百里陆运,“有蒙古兵卫送”,辽河和伊屯河各有“运船百只,每船载米六十仓石为率。其混同江,用大船八十只接运,每船载米二百石为率。”

到迫使侵略者签定尼布楚条约为止的几年中,伊通河上的航运相当繁忙。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通过这条水道,运往雅克萨前线。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沿线军民、流人出身的水手和造船工匠,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于后来水文状况的变化,伊通河失去了航运作用,“康熙间,伊通河设有运粮船百只,想见当日河流之巨,今则策马可渡矣。”尽管如此,在19世纪末,还是启发过人们探讨松辽运河的水利工程计划。

长春附近的古代遗址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石碑岭上的金完颜娄室墓。完颜娄室(10781130)是金代开国重臣,1114年追随金太祖发动反辽战争,转战东北各地与冀、晋、陕、豫各省,直至擒获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他的墓葬,已在1912年被日本人盗掘,出土文物32件,其中12件现存旅顺博物馆。原有石碑约在清代中期碎毁,碑文尚有著录;现在仅存龟趺两座,也已残缺。

在完颜娄室墓的正南约五公里处,就是现在净月潭水库的南岸,还有金代墓葬。目前,地上还有石人石羊等物,据考察应是完颜娄室家族的墓葬,地下情况还有待于发掘。

长春城市的起源

长春地处松辽平原的中部。境内有松花江支流的饮马河、伊通河、沐石河等河流。三百年前,伊通河、饮马河的上游是库勒纳窝集,饮马河以东临近纳穆窝集,东南部山区都还是巨大的原始森林。这些河流之间,都是适于垦种的平原。伊通河流域以西,临近内蒙古东部的草原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林业、畜牧、水产和农业的土地资源,都是相当丰富的。这种自然环境,为后来形成一个东北中部的农业垦区,建设一座东北中部的城市,提供了自然条件。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清初一度准许民人出关,因此长春地区也略有一些“陈民”的村落,但为数极少。乾隆朝以后,关内人口增多,还有土地兼并、水旱灾害、农民战争等种种原因,迫使江淮以北各省的破产农民流向东北。尽管清朝政府的严令封禁和万里长城与柳条边墙,都阻挡不住那些求生的流民进入东北。对于长春地区来说,大约开始于乾隆三十年前后,并且逐年有所增长。乾隆皇帝多次发布上谕,严禁流民进入蒙地,恰好说明已有相当数量的流民进人了东蒙各旗。

另一方面,是蒙古王公背着清朝的理藩院与地方政府,私自招引流民入境。清朝人关以后,对于蒙古王公(包括他们的子弟)实行“年班”制度,即定期晋京朝见,使蒙古贵族染上了奢侈的生活习惯,需要更多的收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自乾隆朝开始,蒙旗的军费负担日益繁重,财政亏空增大,遂致蒙旗不堪重负,寻求新的财源。客观上,郭尔罗斯前旗拥有辽阔的土地(相当于现在的前郭县、长春市、农安县、德惠县、长岭县、乾安县的全部和九台、怀德等县的一部分),而蒙族居民的人口增长又较为缓慢。招垦的年代,大约是在乾隆二十六年(1716)恭格喇布坦承袭他的父亲额勒登额的封爵,继任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之后开始的。到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垦种规模增大。蒙古王公的招垦,要通过拥有资金的商人,以及流民中的中间人,即当时的揽头。揽头从蒙古王公手中包揽大段,招户分垦,无业人民依以为食,名日傍亲或日傍青’。揽头又有大小之分,从事土地经营,从中剥削流民。由此从流民中形成新兴的经营地主(后来转化为地主)和集聚了商业资本。至今长春地区的地名中还留下了两百年前的历史陈迹一如揽头屯、大揽头屯、小揽头屯等等。

蒙古王公的招民垦种虽然并不是公开的,但是由于垦民日多,终于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公开化了。负责监督和控制哲里木盟的吉林将军,不得不向乾隆皇帝报告郭尔罗斯前旗的流民垦种情况。但是,流人这块土地的人口不但不能控制,而且由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直隶的歉收,又有大批的河北灾民蜂拥而人。到了嘉庆四年(1799),进入此地的流民已达2330户,已垦荒地265648亩。

在事实面前,嘉庆皇帝也承认这么多已经定居了的流民难于驱逐,形成多年的租佃关系对于蒙古贵族的生计亦有裨益,而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要设官弹压。但是,就大清帝国的立法来看,早在清朝入关以前就已经承认这块土地是蒙公的封地,而且是世袭罔替的。如何在蒙古贵族的封地上设立地方政权,对于清廷来说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但面临的实际问题又不能不去处理,所以最后确定令设官弹压,不令经征,并不准照吉林地丁收租。这就是所谓的借地设治,或称之为借地养民

嘉庆五年五月戊戌(180078),清政府应吉林将军秀林的请求,铸给吉林新设郭尔罗斯理事通判印。这样,就完成了设治的法律程序。按照清朝的体制,地方政权有县、州、府、道等几级,厅的长官是理事通判(通判本是府、道衙门助理官员的官衔),都表明是一种带有临时或过渡性质的政权,是一种权宜而非正常的措置。

关于长春地名的起源,多年来众说纷纭。一个传统的说法是沿袭辽代长春州之名,甚至误以长春堡就是辽长春州的治所。事实上,现代的长春并不在辽长春州的辖境之内;辽长春州的治所在现今前郭县八郎乡的塔虎城,和长春堡是不相干的。

另一种说法是长春地名来自长春花的花名,并且说开垦以前盛产此花。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长春设治以前,清政府的各级文书都指此地为长春堡地方。例如任命首任巡检的文书就直称今授吉林长春堡巡检。又如嘉庆五年七月戊子,嘉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也说长春堡界内用以表示长春地方,诸如此类文献很多。这些都说明了现代长春之名来源于当年的长春堡(今郊区永春乡)

在这里必须同时说明的是,《清实录》虽载:铸给吉林新设郭尔罗斯理事通判印,而实际的印文是吉林长春厅理事通判之关防,印文为满汉合璧,长92毫米,宽60毫米。这说明长春厅的命名,是直接取自长春堡,并非有其他的来源。

至于长春堡地名的来源与辽代长春州有何种联系,目前还没有见到文字记载,不能随意认定或否定。长春一词,古已有之,用以象征吉祥、永存,不但用于地名,也用于官观寺院。就目前来说,吉林省敦化县也有一个村落叫长春堡,农安县还有一个叫长春岭,相类似的地名并不是绝无仅有的。

在设治之初,清廷对于这个新区曾经加以严格的限制。最先划定厅属的垦种范围是:南至伊通边门,东至穆什河(即今沐石河),西至巴延吉鲁克山(即阜丰山,今大屯山),北至吉家窝铺(今农安县巴吉垒乡)。就现在来说,还没有包括农安的大部,德惠的北部和九台的东部,范围是比较小的。厅的治所并没有设在当时较大的村落长春堡,而是另在伊通河右岸修起一座小土城,名之为新立城,民间称之为新立屯。通判、巡检衙门就设在这里,管理民人的户籍、诉讼和盗案等一类事务。

在户口和开垦土地上,嘉庆皇帝的上谕反复强调“……就现在居民所种地亩,定界立碑、清查户口;此外不准另外开垦一垅,亦不许添居一人。尽管如此,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服从皇帝的意志。不但早来的流民扩大垦种,而且又有一批批新的流民到来。从现有文献来看,嘉庆十一年(1806)厅内户口已增至7000余户,也就是1799年到1806年的8年中,户口增长了两倍多。1808年,又新增流民3010户。再过两年,即1810年又查出新增民户6953户。先后对照,仅仅相隔十年,长春厅人口已经达到17000户以上,是设治之初编定民户的78倍,可以想见,当年人口增长如何迅速。

伴随人口的增长,垦区范围随之突破了设治当初划定的范围,不断地向北东西三面扩展。长春厅初设时,下辖四乡:

来顶一下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发表评论 共有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