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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消防志

时间:2013-03-11 15:29:48  来源:  作者:

长春市志·规划和消防志

  总序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生前所倡导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又重新提到日程,市委、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加强领导,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长春,地处松辽平原的腹地。从远古起,就有先民在这里从事狩猎和耕作,但作为城市的规模,其形成的时间并不很长。如果从公元1800年设立长春厅算起,距今大约190多年的历史。长春从其历史的端点一直延伸到今天,城市结构与城市功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演变的基本走向是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现在,长春不仅是吉林省的政治中心、贸易中心、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科学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也是国内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同其他大城市一样,结构是复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长春作为省会所在地的城市,设有市、区两级行政管理机构。这两级行政管理机构,通过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管理着城市,组织和指导城市的各种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制约和影响着其他功能的发挥。长春市又直接领导其周边的五县(市)。这不仅是管辖范围的扩大,而且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城市辐射能力的提高和城市中心作用的突出。长春随着历史的发展,已明显地形成了自己的优势。

  首先,它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之一。长春地处黑土带,盛产粮食,同全国其他大城市相比,是属于拥有耕地多、提供商品粮多的一个城市。粮食产量及其商品化程度,是影响长春发展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在工业化的今天,粮食在长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其次,它是全国汽车生产基地之一。长春以汽车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显示自己的特征。汽车工业的兴起以及客车、机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出现,对长春由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对形成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具有决定性意义。长春工业化的历史表明,汽车工业将成为长春经济发展的长远优势。

  第三,它是全国科研基地之一。长春的高等院校比较集中,科研院所比较多。科技队伍不仅数量大,而且素质较高。这是建设长春、发展长春在科技力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大优势。“科技立市,振兴长春”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一优势之上的。

  长春市的修志工作特别强调对市情的研究:既有历史考察,又有现状分析;既有专项解剖,又有综合论证;既有规模不一的会议研讨,又有深入实地的走访调查。多种多样的研究活动,使我们对市情的认识与把握不断深入。修志的历史一再表明,研究市情并力图取得对它的科学认识,是不能一次完成的,它不仅要贯穿于修志过程的始终,而且也必然要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实践之中。

  《长春市志》作为市情的载体,我们采取了两级结构的志书体例,即由总志加分志组成。总志是宏观统揽,集中记述全貌;分志是微观展现,分别记述行业。总志与分志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们对市情的观照,宏微相济,互为补益。从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奋斗目标来说,《长春市志》应当成为一个涵盖长春城乡全貌,囊括市情全部资料的科学著述。

  《长春市志》是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我们力求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完整统一。广大修志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广搜博采,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努力体现时代风貌与地方特点。

  《长春市志》是一个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是一部包容全部市情在内的科学文献。它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比较系统地记载了长春市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以及建置、环境、人口、城市设施、人民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珍贵资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探索振兴长春的客观规律,必将提供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的依据,对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也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相当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感谢各部门、各单位为修志工作提供资料以及给予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感谢全体修志人员辛勤笔耕、殚精竭虑的无私奉献精神,感谢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的热心指导与鼎力相助。

  《长春市志》各卷的相继问世是长春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凝聚着长春人民的智慧与血汗,也体现着各方各界通力合作的精神与品格。由于编纂的水平有限,且又仓促成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祈广大读者及各界有识之士指点谬误,不吝赐教。

  历史发展和真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启示我们:今人的过失往往要后人来纠正。后人将站在今人的肩膀上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必然高于今人的眼力,比今人看得更准、更深、更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来者居上。对《长春市志》记述内容的匡正与补订,将要由后人完成。

  1992年4月

  第一章

  第一节 农业和城镇的形成

  长春黑土带位于松辽平原黑土带中部,是松辽平原黑土带的主体部分。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对发展农业十分有利,长春人民利用黑土带这一有利条件,经过长期垦殖建成了全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

  最早开发黑土带的是夫余族。战国时期,夫余族是个“无城郭宫殿”的游牧民族,移居长春黑土带后,由于靠近燕地,在与汉族接触中学会农业技术,逐渐变成农业部族。西汉初期建立地方政权后,夫余族重视农业生产,普遍实行“阴历”,开始使用农具,经过长达700余年的开垦,长春黑土地变成了东北中部的重要农业区。

  长春黑土带的第二次开发始于辽,盛于金。辽代的农业生产是以“城郭农业”为特征,当时产粮较多,“仓储充足未尝用乏”。金灭辽后,女真族继续开发长春黑土带。金代设有“劝农司”,是金王朝最高的指导农业生产机构,从出土的铁农具看,金代的农业生产已初具规模。

  清顺治、康熙年间,清政府为保护龙兴之地,独占东北特产,先后在辽、吉两省修建柳条边墙,推行封禁政策,现在的长春处于老边外、新边以西的蒙地。按照清代的例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禁止汉族人民越过老边到边外去,但在事实上还是有许多汉族人民向这个地方流入,私自开垦农田,并形成一些小村落。到清嘉庆初年,当时的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恭格拉布坦为获取地租,招流民垦种,清政府清查时,有垦民2330户,熟地265648亩(1799年数字)。在既成事实面前,清政府只得任命官员管理这些流入人口。嘉庆五年(1800年)在这个地方设置长春厅,也就是在长春堡东面的新立城。当时的地方长官叫理事通判(后改抚民通判),归吉林将军管辖。衙门是“借地设治”,就是地权仍归蒙古王公,衙门只管民人(汉人)的户籍和治安;满人(旗人)归伊通边门佐领管理;蒙古王公的上司则是理藩院。正因为这样,当时长春的地方政权机关叫厅,是一种特殊形式并带有临时性质的行政机关。

  道光五年(1825年),为了让治所处于更适中的地方,长春厅迁移到了人口更稠密的宽城子,也就是现今的大经路附近。当时,这里不过是一座更热闹、更繁华的乡村集镇而已,然而,40年后,一件意外的事件发生,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变。

  同治4年(1865年),吉林梨树有个叫马傻子(马振隆)的农民,聚集一百多人在当地起义,曾两次围攻长春,极大地震动了地方政权。为了防止起义军攻城,地方官员组织商民募资修筑城墙。城墙长20华里,由木板和砖石连接至商民院墙修筑而成。根据地势起伏和伊通河的走向,呈现不规则的九角形,旧城设有6大、6小共12个门,南门最为宏阔,初为土木结构,光绪12年(1886年)改为砖瓦结构,南门望楼檐下刻有“众山远照”4个大字,登楼远望,城南石碑岭一带山岳奔来眼底。城墙外面,利用伊通河水和天然沟渠,挖成了一丈多深的护城壕。

  对这个拼盘般的长春城,当时两首民谣作了形象的描述:“蟹子形状马路七,数来数去没有一;两个须子八个爪,商埠一盘装三梨”。这首民谣说的是商埠的南北窄,东西宽,四周伸出几条马路,像个螃蟹;商埠有7条东西向的马路,据说时任知府颜世清是个瘸子,为避讳,所有的街路都不准以“一”命名;全安桥和永安桥像两根蟹须,大马路东西各4条“道街”,又像是螃蟹的爪子;商埠的形状像个盘子,里面有燕春茶园、爱国茶园和游艺场3处唱戏的梨园。“六门四街一座楼,三桥四庙遍地沟;南高东低长流水,北平西坦望日头”。这首民谣说的是长春老城墙上有6大城门,大马路上有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华俄道胜银行的二层楼建筑很长时间内是长春最高的楼房;城外架设了东大桥、南关大桥和永安桥3座桥梁,还有关帝庙、财神庙、大佛寺和鬼王庙;长春城地势西高东低,伊通河由南向北穿城而过;城北、城西是一马平川,站在高处可观日出日落。

  形似大拼盘的长春城,是20世纪初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城市建设方面畸形发展的典型代表。城市建设混乱是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表象,尽管面积达21﹑2平方公里,人口达15万,但却是支离破碎,混乱不堪。清末的报纸评论长春:“路政之坏,实乃环球所罕见”,“道路之坏,殆达极点,清则灰尘迷目,雨则沟壑积水,泥泞难行”。除铁路附属地外,其他地方没有自来水,没有消防,没有绿化。

  第二节 杏花村

  19世纪末,长春除居民庭院略有树木草花以外,就是长春厅衙门(现南关区西四道街)、早期建成的寺院庙宇和书院中有为数不多的树木。城内街路绿化没有规划。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杏花村

  19世纪末,农民刘殿臣在长春城的西北经营起一个林地,初始名为“灌园”,后因栽植了大批果树,尤以杏树为最多,后易名为杏花村。

  当时的杏花村地处宽城子西南大约5华里,位于黄瓜沟上游的南北两岸。包括现在的吉林大学地质学院校园的西北部、东民主大街1号、3号两院内的西部及北部。黄瓜沟是天然溪水,分南北两条。北面的一条是主流,流经现在的白山公园、儿童公园、民康路暗渠注入伊通河;南面的一条流经牡丹园,与北面的一条在儿童公园内汇合。黄瓜沟两岸有几个村落都叫黄瓜沟,所以有黄瓜沟屯、前黄瓜沟屯、后黄瓜沟屯等村,杏花村是黄瓜沟屯的一部分。

  杏花村的地形比较复杂,黄瓜沟的河道较低,两岸距河愈远愈高,尤其南岸的西部,要比河边高出10~20米。溪水虽然不大,但占地面积大,水边很难耕种,属荒地,只生长一些耐涝的树木。文献中所记载的“面积约占四十余亩”当指耕地而言,实际占地(包括水边荒地)则要更大一些。正是由于地形起伏大,耕作不便,所以刘殿臣才把这块土地经营成林地。

  《长春县志》载:光绪15年(1889年)有位名叫刘殿臣的农民,选中距长春城西南约5里远的黄瓜沟,经营园林果木,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开始艰苦创业。经过5年的努力,名为“灌园”(因此地为沟垹坡地,所有的树木需要灌水抚育,所以称为灌园。)的园林初步形成。其范围大致位于今西民主大街、同志街、建政路、锦水路等4条街路相围成的区域内,占地面积约为40亩。

  刘殿臣的“灌园”颇具自然特色,他利用黄瓜沟建造成一方池塘,水质清澈,内植荷花。在环绕池塘周围的平冈地,遍植了适应长春气候的杨、柳、榆、杏、李、樱桃等乡土树种,其中,以杏树为最多。春季杏花繁盛,远远望去一片花海,景色十分宜人。由于此地渐成名胜,使毗邻“灌园”的村屯大为增色,后来被人们通称杏花村。

  刘殿臣每日躬耕于“灌园”之中。春天植树,夏季抚育管理,并将成熟的杏、樱桃、李子等水果挑到城里去卖,换钱买米,冬不愁,独享自给自足的生活。

  光绪庚子年(1900年),沙俄为同日本争夺在东北的权益进行战争准备,将长春定为俄军的重要后方兵站,部分俄军驻扎在杏花村,致使房舍及树木均遭破坏。

  1901年,王昌炽就任长春府知府。王昌炽字古愚,湖北江夏人(即原湖北武昌,今武汉市),到任之后收购了杏花村这块土地,并且重新补栽榆树、柳树、樱桃树、杏树,并为干涸的池塘重新蓄水,栽植菱、藕。为了官吏和百姓“公余”的“游宴”,还在黄瓜沟北岸建房(《长春县志》中一说为“建瓦舍三楹”,另一说为“构茅舍三楹”),在南岸修了一间草亭,在池边设置栏杆。瓦舍挂有“课农山庄”的匾额和一副对联,上联为“倚云枝艳,映日花娇,于此间游目骋怀,得少佳趣”;下联为“新月镰腰,斜阳笠影,看遍地男耕妇馈,求通民情”。失去家业的刘殿臣也被官府雇为“司培溉扫除之役”。

  1903年5月,王昌炽的幕僚秋元朗(字定之,浙江山阴人)撰写了《杏花村记》,另一幕僚史菡(字仙舫,直隶玉田人)“书丹”,立了一座石碑。碑文如下:

  杏 花 村 记

  盛衰者时也,兴废者数也,而所以致此盛衰兴废者则视乎其人。长春府城西有杏花村焉,为灌园刘殿臣旧业。其地平冈环绕,中有碧水一泓,栽植红藕花,入夏妍于岗上;杂莳榆柳樱桃之属,惟杏最多,故村以是得名。光绪庚子,拳匪扰,边衅开,俄人率其甲兵踞我郡治。村距城近,不免为戎马所蹂躏,榆、柳、樱、杏,半斧作薪;水泉涸竭,莲藕枯败。刘殿臣一窭入耳,不图作修复计,遂使胜境,将成秽墟。楚北王古愚太守,来是邦,顾而惜之,指俸购焉。寻其泉源,益为开浚;盈觅菱藕,移植其中,而若榆柳,若樱杏,栽者培之,缺者补之。复规度地势,构茅舍三楹,颜曰:“课农山庄”。每当夏秋佳日,公余之暇,集其宾僚,借游窭以省耕敛,兼令刘殿臣司培溉扫除之役,俾已兴者不致复废,于是,都人成啧啧相告曰:太守之为此,与苏子瞻喜雨,欧阳永叔之醉翁,媲美千古矣。呜呼!此犹以浅见测太守也。太守初抵郡,强俄逼处,剧贼内讧,太守因时制宜,从容布置。贼有夺民一钱者,戮以徇;俄有占民寸土者,争必力。集父老,询疾苦,凡可以保我黎庶者,无不为所当为。经营载余,郡以大治。其杏花村之修建,犹绪余耳。以视喜雨、醉翁,实有过之无不及。盖观夫“课农”二字,太守固欲扩充其量,仿行屯田以实边而弭患焉。异日政成报最,凡所设施,必能转衰为盛,百废惧兴,有足以实吾言而副吾望者,岂仅长春一府、杏花一村,可尽太守之经纶,觇太守之抱负哉﹗爰此笔而为之记。

  光绪二十九年

  岁次癸卯夏五月中

  浙江山荫秋元朗定之撰

  直隶玉田史菡倦舫书

  这座碑原立在杏花村西北的高冈上(今东民主大街1号院内的西侧),1938年,被日本人搬迁到东民主大街东侧的原白山公园。解放后,由于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白山公园西段(今同志街路西、东民主大街路以东、建政路以北和锦水路以南之间)逐步被占用,碑石一度存放在长春市体训班院内。1992年重新立在白山公园东南。前后两次东移,距立碑原址已有1.5公里。碑石用灰绿色砂岩凿成,高167厘米,宽52厘米,厚18厘米。现在,约有三分之一的文字已经剥落。

  1916年,吉长道伊公署郭宗熙在杏花村附近收购了40亩土地,设立长春县立苗圃,培育地方绿化造林所需苗木,有杉、梓、松、柏、杨、柳、榆、槐等10余种。

  杏花村自重建到长春沦陷的30年间,一直是当地最重要的名胜。对当时的长春人来讲,可谓无人不知。1979年,作家萧军在《忆长春》一文中记述,春夏之交,长春的中小学生都穿上童子军的服装,打鼓吹号列队到那里去野游,少年儿童都把杏花村之行视为极大的乐趣。

  二、日伪时期的杏花村

  1932年3月9日,爱新觉罗·溥仪来到长春,日本人开始筹划“满洲国国都”的城市规划。此项工作由日本关东军主持,“满铁”、“经济调查会”和“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共同制订规划方案。在安排溥仪的“执政府”(也就是后来的“皇宫”)的问题上,“满铁”主张设在南岭,大门朝向东北。“国都建设局”则提出设在杏花村,而且坚持要朝向正南方向(模仿北京故宫,取“面南称帝”之意)。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满铁”为了证明“执政府”不一定要朝南,还专门收集英国白金汉宫、法国凡尔赛宫、卢浮宫、德国卡尔斯瑞宫,以及华盛顿、堪培拉、新德里等地政府机关建筑的朝向资料,并引用风水学说,请日本考古学家八木奘三郎,写了一篇关于选择阴阳宅的文章,供决策者参考。

  经过半年多的争论,直到1932年11月,由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矾国昭、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出面仲裁,确定放在杏花村,正面朝南。随着这个方案的出台,“满铁”的南岭方案随之作废。

  溥仪的临时“执政府”设在原吉黑榷运局(今伪满皇宫博物院缉熙楼)的旧房,那里地址偏僻,环境不佳,建筑简陋,而且也没有改善的余地。日本帝国主义为粉饰殖民统治,要为溥仪建个“像样”的“执政府”。1934年,溥仪要改“执政”的头衔,当“满洲帝国”的“皇帝”,所以“执政府”改称“皇宫”,杏花村也就成了“宫廷造营用地”(即“皇宫”建筑用地)。

  溥仪当“皇帝”要举行专门的仪式。但是,日本当局早已表示“满洲帝国”并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和延续,所以仪式该是什么样式,就成了问题。溥仪想穿“龙袍行告天礼”;日本人则主张穿“大元帅礼服”举行“即位典礼”。后来经过种种幕后活动,就两者兼顾。关于这件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记述,而且,“告天礼”和“祭天”活动与杏花村有关。

  其一,“告天礼”和“祭天”的场地选择在杏花村。因为早在1932年,日本人已经选定杏花村为“执政府”的建筑用地,所以在这里“祭天”顺理成章。另外,“祭天”应该在郊外,杏花村当时地处长春城外,有足够的空地,距离也不算太远,道路可以修整。

  其二,要“祭天”,除场地之外还要有祭坛。北京有庄重典雅的天坛,但长春什么也没有,所以要赶修一个临时“天坛”。具体位置选在当时杏花村的西南,即今地质宫大楼的西楼(红楼)所在位置。

  这座临时“天坛”不过是一个圆形的大土堆。1934年2月间还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所以这个土堆全是用冻土块堆成的。在土堆的四周,临时搭起四方形的木栅,再用黄布蒙起来。这符合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说法。

  “祭天”结束后,四周的木栅被拆掉,土堆随着春回大地与风吹雨打日渐塌陷。日本关东军在1936年刊印的军用地图上,还有“天坛”字样。1938年“天坛”在“皇宫”建造平整场地工程中消失。

  在沦陷期间的长春城市规划中,伪皇宫计划8年建成,工程预算1400万元(伪币)。“皇宫”占地51.2万平方米,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三分之二。共分4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座矩形广场,南起解放大路,当时名为“顺天广场”,算是“宫前广场”(现文化广场)。第二部分是“政殿”(即今地质宫大楼所在位置),是溥仪办公的地方。第三部分为“正殿”,是溥仪起居的地方。第四部分是溥仪的“宫廷花园”,即原杏花村的北部,花园中挖有防空洞。除上述的主要建筑之外,还有一些供“宫内府”、“禁卫队”使用的附属建筑。

  1938年9月10日,在顺天广场举行了“宫廷造营兴工式”。最先动工的是整地工程,伪政权机关的公务员都被命令去“勤劳奉仕”。根据伪政权公布的数字,仅从1941年5月到8月,累计献工达34551人次。后来,“政殿”开始施工,浇灌基础、地下室和部分地上的混凝土。沿着“东、西万寿大街”(今东、西民主大街)还修建了两道“宫墙”,但直到1942年冬天,这道宫墙既没有连贯起来,也没有任何装饰,仅仅是砌上红砖,宫墙内陆续栽植了一些松树。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因为物资匮乏,水泥、钢材和有色金属材料极为紧张,按照日伪政府的旨意,溥仪宣布把“皇宫”工程储备的金属材料“献纳”给日本皇军去完成“大东亚圣战”。“皇宫”建设工程随之停工。

  抗战胜利以后,杏花村更加荒芜。1948年春,国民党统治下的长春陷入饥馑,这里成了饥民们采挖野菜的地方,一些树木遭到砍伐。

  如今,当年杏花村的土地,剩下来的已经不多,只有黄瓜沟两岸还大体保持半个世纪前的旧貌。当年刘殿臣种植荷花、菱角的荷塘(今御花园内水域)和为溥仪修筑的假山尚在。

  第三节 长春城区御花公园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俄国势力趁机大肆侵入我国东北。1896~1898年,俄国从腐败的清朝政府手中攫取了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筑路权,光绪27年(1901年)二道沟修筑了宽城子车站,占去了一块4平方公里的附属地,并修建了军营。

  附属地建筑为俄式风貌,主要街路栽有行道树,树种为自俄国引种的大叶杨,居民(主要是中东铁路职工)庭院都很宽阔,有庭院树和菜地。

  1904年2月,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霸权,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了日俄战争。1905年,腐朽的沙皇俄国被明治维新后不久的日本战败,被迫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日本取得了长春以南铁路的权益。

  1907年,日本人在修建附属地街区主要街路时,留出“东公园”和“日本桥公园”的用地。

  一、日本桥公园

  长春市区北部有两条注入伊通河的小河,分别为头道沟和二道沟。头道沟发源于任家屯(现在的北安路西头路北,长春至沈阳铁路路东)的村东头。因为河道短,枯水季节干涸,因此被人们称作沟。19世纪末,头道沟上游的北岸是一座窄长的村落,所以得名,也叫头道沟。虽然这个村子东西长达几华里,但从西到东只有十几户农家。中游的北岸(头道沟屯的东头),有一块地势较高的地方,是一座较大的农家院落,院内有几株大树。院东是长春通往农安的大车道,院西是通往二道沟(中东铁路宽城子车站旧址,今长春机车工厂厂区)的大车道。因为头道沟边生长着茂密的河柳,两岸是农田或荒地,使得这片地方别有一番景致。

  从1898年开始的几年里,大批俄国人随着中东铁路工程的开工来到了长春的二道沟。休息日或节假日,他们就成群结队地沿着通往城里的大车道来到这个地方,歌舞野餐,一时间,这里成为俄国人的游乐地。从20世纪初开始,附近居民就把这个地方叫做“俄国花园”、“老毛子花园”,这些叫法流传多年,以致后来有人误认为这个地方是俄国人修筑的公园。

  日俄战争之后,头道沟北岸和二道沟南岸之间的大部分地段变成了日本人的“满铁”附属地。按日本人的要求,头道沟南岸由中国政府开辟为长春商埠地,对所有的外国人(主要还是日本商人)开放。按照日本人的规划,修筑了一条从长春车站通往商埠地的大街(今胜利大街)。当年这条大街是连接“满铁”附属地、商埠地和长春城(宽城子)的主要大道。当时由日本人命名为东斜街。头道沟上修筑了一座木桥,名为日本桥(今七马路和胜利大街交汇处)。建成十余年之后,由“满铁”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单孔拱桥。桥长不过10米,但桥宽却有20余米,和所连接马路的宽度差不多。桥两旁有高约1米的护栏,两端的四角各有一座灯柱,桥中间是车道,两旁是人行道。这在当时“满铁”附属地里的许多座桥梁中,是最宽大、最华丽的,也是最重要的。

  长春“满铁”附属地形成以后,行政权由日本人把持,并掌握兵权(名为“铁路守备队”,实为日本关东军)、警察权和领事裁判权,是一个国中之国,中日双方以头道沟为界,日本桥就在分界线上。当时的中国人把日本桥称为“阴阳界”,也按照习惯把附属地称为头道沟,或称为日本租界地。民国初年在长春生活过多年的老作家萧军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在桥北面,日本人设有一幢红色砖墙的小房子,是日本警察的派出所,俗名叫‘黑帽子小衙门’。因为它的警察全是穿黑衣,戴有一条暗紫帽箍的黑帽子。他们经常是挂着皮壳手枪、短剑或长刀的。一些赶马车,拉人力车的,……全很恐惧这红房子,称为‘小衙门’,又叫黑屋子。如果一旦被抓了去,轻者打一顿嘴巴和耳光,重者是灌凉水、煤油或辣椒水。”

  日本帝国主义在当时就以这块殖民地为据点,不遗余力地扩大它的殖民势力。在中国管界内,不论是偷盗、抢劫,还是杀人、诈骗、走私、贩毒等罪犯,只要跨过这座桥,就可以逍遥法外。这就是日本桥被称为“阴阳界”的原因。

  日本桥存在近30年,是“满铁”附属地和商埠地之间的咽喉要道。东北沦陷以后,日本军警的戒备已经无需那么森严。1935~1937年,头道沟的西段(今胜利公园到日本桥东侧)全部改成暗渠,日本桥的桥栏随之拆除,现在已经无迹可寻。

  过了桥,就是归中国官府管辖的长春商埠地。一条纵贯商埠地的大道,叫做商埠大马路,与城内的北大街、南大街(今大马路)相通,直达长春城的南门,也就是南关。这些街道连接起来,就是当时纵贯整个长春唯一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南北干道。

  沿着东斜街,日本人将桥东北隅的“风景区”划定为公园用地。1922年,日本“满铁”当局把附属地的街路名称一律“日本化”,改东斜街为日本桥通(“通”在日语中是大街的意思),这座公园也随之改名为“日本桥公园”,占地约十余亩,形状为不规则的四边形。

  1907年,日本人对日本桥公园进行初步的平整,栽植花木,将原来位于公园中央的农舍稍加修缮,作为“满铁俱乐部”。两年后,将其翻盖成砖木结构的平房,在里面展示“满铁”的历史和运营初年的成果,旨在宣传“满铁”的成就和教育“满铁”员工,所以又称“创业馆”,兼俱乐部和陈列馆的功能。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曾经担任过内阁首相和朝鲜统监,又是侵华政策策划者)来到东北,计划在哈尔滨会晤俄国的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10月25日路过长春,日本官员在“创业馆”为他举行了迎送宴会。次日,伊藤博文乘中东铁路专车北上,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的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日本桥公园和园内的“创业馆”也随之闻名中外。之后,“创业馆”又加上了一个“纪念馆”的名字,以纪念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驱者伊藤博文和“满铁”创办的历史。1916年1月,日本人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为吸收东北的土特产和推销日本的工业产品,在“纪念馆”设立起一个“商品陈列所”。商品陈列所主任由当时“满铁”长春车站站长小日山直登兼任。此人长期活跃在“满铁”,曾任“满铁”的各种要职,到20世纪40年代初已成为倒数第二任的“满铁”总裁,在日本投降前还曾进入日本的战时内阁,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他在长春期间经常与中国商人和买办们聚会,聚会的地点常常就在这个商品陈列所里。因为这里经常是“满铁”集会与展览、陈列的场所,所以作为公园反倒并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因为位于附属地的东南,地处交通要道,而且临近当时附属地内最繁华的大街,所以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游人(主要是日本人)还是很多的。

  1925年秋,日本人局部重建了日本桥公园里的平房,风格为中国古典式,并挂有“创业馆”的匾额。在公园的西门(即公园的正门,面对现在的胜利大街)两旁,安放了两尊奇形怪状的铁铸怪兽,通身漆成绿色。这两个怪兽是日本人模仿欧洲神话中的Grotesque,一个是人头兽身,另一个是鸟头兽身。英语的原义是奇异、怪诞的意思,日本人把它音译为“谷娄梯斯库”。汉语里没有对应的固有词汇,所以人们叫它“鹰虎子”或“望天吼”。

  1942年,日本人修筑长春车站至东大桥的有轨电车线路时,从这座公园中穿过,并通过胜利大街折向正东,园中的房舍被拆掉,树木被移走,公园从此消失。两尊铁铸的怪兽仍留在门旁,1958年下落不明,可能是在大炼钢铁时被熔炼了。

  二、东公园

  1907年8月,“满铁”依据不平等的《中日北京条约》,以低廉的价格在长春头道沟与二道沟之间,收购495.9万平方米土地,建立了“满铁”附属地,并派专家进行了道路设计和街区规划,在附属地内规划了两处公园,因其东西相对,故命名为东公园和西公园。1908年,“满铁”首先完成了附属地主要道路的修建,东公园用地被明确地划分出来。

  据《长春沿革史》中记截,东公园位于正金银行分行与御大典纪念馆(后改名纪念公会堂)之间的一角。从《长春事情》中所附当时的“长春市街地图”上看,其确切位置在东二条通(今东二条街)、三笠町三丁目(今黄河路东段)、东三条通(今东三条街)、吉野町三丁目(今长江路东段)等四条街路交叉围成的区域。

  1910年开始,“满铁”全力进行附属地上下水道设施的建设和主要干道的铺装。直到1914年,街区主要设施相继完成后,开始修建东公园。1916年,开拓出苑路,栽植杨树、榆树、柳树、杏树等树木,设置供游人休息用的八角亭,东公园初具规模。

  1918年,因修建纪念公会堂(今艺术剧场)、长春座等建筑物,东公园大部分被占用。由于游人稀少,逐渐荒凉,很不雅观,许多人建议废除。对此,“满铁”当局也有同感,认为其“颇不符街区之规格”,遂于1920年废除,将东公园用地出租,作为建筑用地。

  三、西公园

  1914年,日本人利用中国地方政府的软弱可欺和某些人的无知及贪欲,非法购买头道沟农民赵洛天等人的田地,筹划修建附属地公园。中国当局察觉时,赵洛天等人已在日本人的唆使下逃之夭夭,土地执照和买卖契约都已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满铁”附属地又向南延伸了一大块。1915年,西公园初步形成。1919年,日本人在西公园实施造园工程,挖湖筑山、植树建亭,修建纪念碑。1923年,拆掉原属赵洛天的草屋,修建公园事务所和棒球场。1924年,修筑小动物舍、壁泉、喷泉和水池。1928年春,在湖上架起潭月桥等4座永久性桥梁。西公园由“满铁”管理,直到1937年12月移交给伪新京特别市公署。

  四、长春公园(五马路公园)

  1905年12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北京条约》,承认《日俄和约》并开设长春等15处商埠。商埠就是允许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自由进行经济活动的地方。吉林将军达桂成立商埠公司,在收买的土地中,含有一块回民墓地(今清真寺斜对面)。1910年,商埠局(原商埠公司)利用这块回民墓地修建了五马路公园,面积为17387.84平方米。1927年,由长春市政府筹备处进行了一次正式的修整。

  因为这座公园是中国人建的,所以民间也将这座公园称为中国公园。据文献记载和当时熟悉该园情况的人回忆,园内结构很简单,中央有一个八角亭,名为“凌风亭”,亭子西南有一个椭圆形的小水池,池水清澈见底,水池南面建有小土山,东南角设有茅草亭,西北有花房,东北设有一架秋千。园中的树木主要是家榆,其次是杨柳。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座公园逐渐消失。

  第四节 植树节和植树活动

  早在民国时期,各地政府就对植树活动比较重视。1927年4月,吉林实业厅下发训令,变更“谷雨”为植树节;1929年2月,颁发《总理逝世纪念植树条例》,政府拨付植树经费,组织官员民众参加植树活动。

  吉林实业厅训令第170号

  令长春县知事

  案查吉省地居边寒气候较晚,变更“谷雨”为植树节,以期实事求是,历经遵办在案,本年4月21日为谷雨节仍依期一律举行植树典礼。除分行遵照刘合极令仰该县即便援案筹备届期遵行,并认真劝导人民鼓励种植以溥林利而厚民生仍将遵办情形造册摄影板候核转切切此令。

  中华民国16年(1927年)4月7日

  代理吉林省实业厅厅长马德思

  鉴印 李华春

  校对 王凤林

  总理逝世纪念植树条例:

  第一条 各省应于每年3月12日,总理逝世纪念日举行植树节及造林运动以资唤起民众注意林业。

  第二条 植树节应就植树地点举行之。

  第三条 各省农矿厅或建设厅每年应将该省及所属各县市预定植树地点,绘制图说连同植树计划禀呈农矿部核准备案。

  第四条 各省县市每年举行植树节,每处需植树500株或造林1亩。

  第五条 植树地点如无相当,山荒时得於堤岸道旁举行之。

  第六条 举行植树节时政府各机关长官,职员各学校师生及地方各团体民众均应一律参加躬亲就种。

  第七条 植树节所植树木,应由地方公安局及林业主管切实负责保护管理。

  第八条 举行植树节所需经费应由各县市官员负责筹拨。

  第九条 各省农矿厅或建设厅就于每年植树节举行后2个月内将该省及所属各县市本年植树情形及以前植树成绩连同图表影片禀呈农矿部查核备案。

  第十条 各省植树节成绩由农矿部派员初察分别奖惩。

  第十一条 各特别市举行植树节及植树时就参照本条例办理。

  第十二条 本条例如有未尽事宜,得由农矿部呈请修正之。

  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施行。

  民国十八年二月六日

  1929年3月11日,吉林省政府农矿部厅训令25号,令长春县知事奉东北行政委员会张主席通电,“开查本年3月20日原为全国统一后第一次举行植树典礼之日,经矿咨文内有边远地区应就当地气候酌定,实行植树期等,东省气候较寒自应稍后缓时日,现经本日议定辽省定为4月5日植树,吉、江两省及东省特区定为4月21日植树”。

  呈报公安局办理本年植树一切费用。

  呈为具报公安局办理本年植树一切费用,用如数发讫仰之鉴核备案理案奉。

  钧年府第1242号训令

  开案据公安局呈报本年举行植树共典礼所需一切开销计共吉大洋40元7角5分开具清单均领清核发等情前来查核尚属实在除指令外合极检同单领令仰该处既便查照拨发具报此令付清单暨副领一级等因此遵由城自治存款项下提拨吉钱11410吊照当日市行二人兑成吉大洋40元7角5分如数发讫除将清单暨副领附卷存查外理合检同兑洋图条具文呈报。

  鉴核备案施行谨呈

  长春县县长马仲援

  计呈送总洋图条一纸。

  4月20日,即谷雨,设定城西门外杏花村市立总苗圃为植树地点至时各机关,长官职员各学校师生暨地方各团体民众2000余人齐集于斯当经以次讲演植树种利益后随分别实行躬亲栽植计共植树220余株,植毕摄具影片以志纪念而隆盛典同时并由各校学生拟就种树标语,沿途张贴并集体发放传单。

  第五节 庭院绿化

  早期长春庭院绿化没有规划,也没有规模,但据史料记载长春私立学校的校园有一些庭院绿化。

  自1918~1929年,长春私立学校逐年在校园内植树,种植杨、梅、榆、松、丁香。10余年累计植树520余株,校内南园栽植杨树130余株,柳树20株;篮球场栽植杨树20株,柳树15株;在各小园栽植杨、柳、榆、丁香等100余株。另开辟4亩苗地,植树70余株,其中樟树60余株,樱桃树7株。

  长春大规模的庭院绿化始于1932年,日本人筹划“满洲国国都”的城市规划,开始了办公楼和会馆的建设,庭院绿化随之开始。

  1932年,伪皇宫(今伪满皇宫博物院)建有御花园,并建有水池、假山各一处,栽植了大量杨、柳、榆等树木和花卉。

  1933年,关东军司令部的官邸(今吉林省松苑宾馆一号楼)院内种植了大量树木、草坪和花卉,院内还建有一处花卉温室,是当时绿化较好的庭院。

  1932~1936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今中共吉林省委)、伪满文教部、国都建设局(今长春市委)、伪满洲国治安部(今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伪满洲国国务院(今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部)、伪国务院第二任总理大臣张景惠官邸(今 西民主大街军区招待所)、伪满洲国司法部(今吉林大学医学院校部)、伪满首都警察厅(今长春市公安局)、伪满洲国经济部(今吉林大学第三临床医院)、伪满洲国外交部司法厅法式建筑(今为网通大厦)、伪满洲国综合法衙(今空军四六一医院)、伪满洲国禁烟总局(今长春市税务学院院部)、长春日本领事馆(今吉林省政协院内)、驻伪满日本海军司令部(今西广场长春市电化教育馆)和当时的各国领事馆庭院都进行了绿化,栽植了各种树木,多数以杨、柳、榆为主,还栽植了以榆树为主的绿篱、草坪和各种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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